坦白与真诚代价巨大(苏青)

坦白与真诚代价巨大(苏青)

2017-05-05    20'04''

主播: 素雪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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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坦白与真诚的代价(苏青) 作为曾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走红的时候,婚姻不幸的女人们都去她门前排队以求心灵鸡汤,犹如现在大热的“我爱问连岳”。她既是婚姻咨询师,也是女性心灵向导,她的笔触带着女子碎碎念式的独白,直率、感性而辛辣,笔端轻易出卖了原本希望隐藏的情感。 她就像一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马路上寻常的女子,独自去工作、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夹着讲义信步于校园的林荫道;驻足在灯火辉煌的百货店橱窗前;也去杂志摊买《良友》画报;还坐在新式抽水马桶上看《月报》,并且边看边笑,遇到精彩的句子甚至要大声读出来;去理发店做发型时,即便是再恐怖的电烫机吊在脑袋上,纤细的脖颈也挺得住。 她独立而热闹,脸上带着看透一切的清醒,心里却藏着看不透自己的茫然。 张爱玲说苏青是“伟大的单纯”,张女士眼光的毒辣和用词的精到自然毋庸赘述。而王安忆则说苏青“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的确,她俩是上海成为“孤岛”时走红的作家,很多人了解苏青也是源于张爱玲那句“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 能够被孤绝自傲却才华横溢的张女士欣赏,多么不易,而实际上,张爱玲的成名作《封锁》就是刊登在苏青编辑的《天地》杂志,胡兰成与张爱玲的相识也是经由苏青,且不论这相识是否正确。 苏青1914年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属于城市新兴的市民群体,因为父亲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她便被寄养在外婆家。此时,外公已经离世,外婆家是清一色的女性,对女子细腻的观察和感同身受的体悟,成了她生长过程中不可省却的一幕。 比如,外公与一个唱戏的好上了,外婆气得浑身乱抖却不敢吱声,怕人笑话她吃醋,几番思量之后,三从四德的外婆想通了:“男人三妻四妾是正经,索性劝你外公把她娶进门来,落得让人家称赞我一声贤惠。” 母亲是女子师范毕业的女学生,父亲虽然不纳妾,可是玩啦,嫖啦,姘居啦,种种把戏,层出不穷,母亲气得灰了心,索性不去管他,继续尽自己贤妻良母的天职。 家中的女性成员一概对婚姻失望,便把满腔的慈爱与柔情投注到年幼的她身上,于是,她有了一段相对幸福的童年,宽松环境成长的她热情而率直,丝毫不矫饰。 1933年,她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外文系,不过,在家庭的安排下,她和自己的母亲与外婆一样,早早 地结婚。甚至,为了结婚,她辍学了。 人生必须自己走过,才能感觉到脚上的泡和看过的风景,别人不管怎么说,都是遥远,不关己身。如果说家庭里女性的命运和生活给了她间接的经验,而到了她自己这里,那些耳闻目睹的场景都转换成了切肤的感受,刺痛过外婆、母亲、姐姐的荆棘又在她这里肆虐。 因为怀孕,她从大学退学回家,可是,女儿的出生却令满心期待的公婆失望。 那天,她刚刚经历了死去活来的疼痛,医生忙里偷闲毫不在意地说:“是女的。” 顿时,屋里安静下来,孩子也似乎哭得不起劲了,她心中只觉得一阵空虚,不敢睁眼,惭愧得像做了件错事似的偷听旁人意见。 婆婆咳嗽了一声,没说话,小姑子却冲过来:“原来是女的,何不换个男孩?” 此后,连生三胎都是女孩,她在夫家彻底成了个罪人。 可是,她却在心底说:“我的女孩,我爱她,只要有她在我的身旁我便什么都可以忍受,什么都可以不管,就算全世界人类都予我以白眼,我也能够独自对着她微笑。” 战争爆发后生计困难,儿子也出生了,一家人张口要吃饭,丈夫事业并不景气,向丈夫要家用时,她挨了他一耳光,这一耳光,把她打成了职业女性,家族中一代代女子绵延下来的酸恨,最终积攒成了叛逆,从此,她走上卖文为生的女作家之路。 和同时代女作家或风花雪月的吟咏,或清丽脱俗的游离,或旗帜鲜明的革命,或高亢理想的激进不同,她的文章都是身边事,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儿女情长。这个聪明外露的女子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洞察力,人生是多么实际,浪漫和美丽不是没有,只是掺杂在世俗、辛劳和众多小龌龊里,并不显得那样美好。 所以,她总说大实话。比如,“我爱钱,因为钱可以得到一切,这是最高的目标。其次呢,是用权力来攫钱最便当”;又像“西施是经过吴王夫差的宠爱才成名的,不然只凭她一个老死芒萝村的乡下女人,还配这许多历代诗人替她歌颂吟咏吗”。 放在现在,她或许是个不逊于六六和王丽萍的天才编剧,言语犀利,一波三折。她还像生活在你我身边的姐妹淘,不矫情不虚伪,带着点小女人锱铢必较的现实,却总能坦率地说真话。 如果张爱玲是从云端冷眼俯视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她就是热热闹闹地活在当下,参与着身边人的喜怒哀乐,她们像两个刚好互补的极端,留存着彼此欣赏、温暖却不干扰的恰当距离。 作为母亲,她有四个孩子要养,早已被生活淬炼得现实而泼辣。 对于自己接受周佛海、陈公博的资助,出版《天地》月刊、出席亲日活动,她毫不遮掩地说: “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我那是适逢其时,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沦陷区的人民也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心中并不觉愧怍。” 这些泼辣迟早要付出代价,人人都知道,苏青这个女人太厉害,觉悟太低。 可惜,她写了一生家长里短的世故,却依旧是个单纯的女子,大家族生存的不易也没有把她训练得八面玲珑,她似乎始终没有参透,所有父慈子孝、夫唱妇随、情比金坚、和谐美满的背后,都充满了表演成分,在人生舞台上活得滋润的人,演技都不差。 她用她俗世的单纯与坦白和不真诚的年代死磕,最后玉石俱焚。 冷静而善于自保的张爱玲成了永恒,她明白她的时代过去了,与老上海一起,她被永远定格在粉丝的怀念中,纵使在美国晚景凄凉,至少她没有受过苏青的那份罪,这是她的福气。 为了孩子,苏青没有走,她改穿了女式人民装,可那一身的民国气质却走进不了新时代。 她不是没有梅开二度的机会,曾经,她结识过一位颇有身家地位的对象,可是,当她与新男友吃饭时,几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她伤感极了,怕再婚后儿女们会受苦,便坚持独身,恪尽为人母的责任。 特殊年代岂能放过她这个写惯了青衫红粉的女作家,她家被抄,人被斗,工作也被锡剧团辞退,生活窘迫。1975年,她从黄浦区文化馆退休,退休证上写着: 原工资61.7元,按七折计算,实发退休费:43.19元。 她原本住在市区的瑞金路,与邻居们共用厨房、卫生间,经常受人欺负。无奈之下,和郊区人家调换住室,以求安宁。 晚年,她与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小外孙,三代人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屋子里,相依为命,她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1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病症的苏青大口吐血,走完了自己的六十九个春秋。 她被平静地火化,骨灰三年后被一位亲属带出国。 她临终前希望葬回老家,最终却与张爱玲一样远涉重洋,犹如她病危时想看一眼自己的《结婚十年》,遍寻不见,还是女婿高价复印了一本聊以慰藉。 天地之大,她和她的作品却无处容身。 曲终人散时有尽,花落人亡两不知。 一个单纯与坦白的女子,最终单纯坦白地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