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一个女子，嫁给年长自己五十岁的男子，究竟有几分爱情？
上午的光阴，她一般在三居室中朝南的那间礼佛和学习。客厅挂着莲花灯，灯轴上放着《般若婆罗蜜多心经》《大悲咒》《九华山》《五台山》这样的光盘，在台案上整整齐齐地排着队。此时，她是妙惠居士。
下午的时间，她一般研习书画。桌上，摆着米芾的《蜀素帖》，一本二十四年前的定价一块六的《汉曹全碑》，还有一些平时很少见到的老电影影碟，胡蝶的《姊妹花》、周璇的《夜店》、赵丹和秦怡的《遥远的爱》、阮玲玉的《十万苍生》之类，彼时，她是胡友松，胡蝶的女儿，李宗仁的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太太，她写过一本轰动的传记——《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
在她的房间里，时光仿佛逆转了半个世纪。
她说，没有这些精神和文化的寄托，快四十年一个人，还不得疯了？
她身世蹊跷，1939年，胡蝶已经嫁给潘有声四年，却生下了并不是潘有声骨肉的她，取名若梅，随了胡蝶的本姓。全民影后不仅堂而皇之地把她带在身边，甚至丝毫没有影响自己与潘有声的恩爱，于是，好事的看客猜想，这个私生女的生父必然非同寻常，难道是戴笠？
胡蝶极力否认，甚至对年幼的她说：“谁要问你，你就说有妈妈，不要提爸爸。”
于是，她也竭力撇清与戴笠的关系：“胡蝶1945年到了重庆以后和戴笠认识，第二年才和他同居，那时，我已八岁。”
虽然时间与逻辑都不对，却有人分别拿出她与戴笠的照片，尤其是两人晚年的留影，那眉宇间的神气，不必赘述，就好像把梅兰芳与杜近芳的照片摆在一处，说不像都难。
有时候，看似合情合理的并非真相，貌若荒谬的，反而更接近事实。
童年时，她的漂亮衣服和五光十色的干妈一样多，小小的她经常跟着各色干妈混迹在交际场。
“我的干妈很多，一个星期去这儿，另一个星期又给我接到那儿，再一个星期又上南京了。她们凑在一起打牌啊，跳舞啊，我就在旁边这么一坐，看着。”她神往地说着，好像在怀念一个遥远而绮丽的梦。
即便到了晚年，面对记者的采访，她依然骄傲地展示那些昂贵的派头，以及和同龄孩子相比更多的华服，出入会坐高级小轿车，比寻常人见过更大的世面。她小心翼翼地藏起那段被抛弃的惨淡经历，恍若它们从未曾在她的生命中发生过。
或许，每一个被深深伤害的人，都有一颗特别脆弱而自尊的心。
胡若梅不愿承认的事 实是，她根本没有家。
从小，她就住在酒店的长包房里，母亲忙于拍戏，两三个月才回来见她一面。妈妈不在的日子里，她经常坐在酒店的大堂等待，因为母亲对于她，总是“突然间一睁眼回来了，就是这样，意外的感觉”。
没有被母亲熨帖照料过，没有小伙伴肆意玩耍陪伴，她的童年抛却那些刻意描绘的绚丽缤纷，只剩下孤独与苍白。
六岁，她染上湿疹，医生建议去气候干燥的北京定居，于是，胡蝶委托军阀张宗昌的姨太太沈文芝，带着她去北京。
妈妈对她说：“若梅，以后妈妈会很忙，没有时间照看你了，过两天你就跟沈阿姨去北平吧，以后沈阿姨就是你的妈妈。”
对于从记事起就常常独自待在酒店的她，这并不意外，她随口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接自己，妈妈却不敢再抬头，她慌乱地掩饰着自己的神态，一扭头，眼泪却滴落在胸前的白旗袍上。
据说，1951年，胡蝶回来接她，养母提出一大笔费用，胡蝶无法满足，连孩子的面也没见到，只好将一个装满首饰的匣子交给养母，叮嘱一定要让若梅上大学。
六岁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妈妈。陪伴她的，只有丝毫不爱她的养母，那箱首饰，很快便被昔日的姨太太挥霍殆尽。
一个孩子的命运，从此被彻底改写。
如果当年母亲带她去了香港，她或许能够拥有相对温暖的家庭，年纪相仿的兄弟姐妹，接受不错的教育，找到一个爱她的普通人，过着寻常宁静而和乐的日子。
可是，她已经没有机会。
她像一颗不该发芽的种子，被洒落在贫瘠的土壤里，艰难而寂寞地成长。
中学时，她亭亭玉立，美丽得如同一朵雏菊。
她把名字改成了“友松”，努力融入火红的年代，但一身华丽丽的海派气息显然挑战了时代的容忍度，过往的一切被查了出来，她的名字被从第一批入团的名单中撤下，初恋被分手。
1960年，她就是一株孤寂的花朵，在沉默中看着青春渐行渐远。
只是，沉浸在失恋痛苦中的她并不知道，人生最大的转折，即将在冥冥中展开。
1965年，在周总理的斡旋下，旅居美国多年的李宗仁返回国内。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代总统”的回归，成为当时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件。
那时，她正在通县医疗队劳动，第一次从广播里听到了李宗仁的名字，待遇高得让她惊讶，除了毛主席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他。她更想不到，一年后，二十七岁的她竟然会嫁给七十六岁的李宗仁，成为他的第三任太太。
回国不久，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因乳腺癌病逝。
孤独的李宗仁希望找一个人陪伴余生，秘书程思远为他物色人选。此时，程思远的朋友、曾经给胡蝶改过剧本的翻译家张成仁想到了她。
她所在医院的领导把她叫去谈话：“你不是觉得医院太累吗？”
她说：“是啊，待遇又低。”
领导说：“以后给你调一个工作好不好？”
她说：“好呀，那谢谢你们了！”
已经二十多年没坐过私家车的她梦幻般地重新坐上了小轿车，神游一样穿过门卫、长廊与客厅，客厅的尽头，站立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这是李宗仁先生。”身边人提醒她。
曾经叱咤疆场的暮年将军第一次见到传说中胡蝶的女儿，她遗传自影后母亲的容貌瞬间照亮了客厅，有人说“惊为天人”是句颇有喜感的揶揄，如果你见过她披着婚纱笑容灿烂的照片，便真心觉得，她担得起这四个字。
六次见面之后，李宗仁开门见山：“我们俩的事情，已经通过国管局汇报给周总理，总理说只要你同意，就让我们名正言顺办理结婚手续。小胡姑娘，我看，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确定下来吧！”
他语气笃定。
她百感交集。
她想到了自己不如意的工作，想到了冷漠空洞的家，想到了流云一样缥缈的未来，还想到如果答应了，自己的命运毫无疑问将被改写，当然，她也想到了如何与一个大自己四十九岁的老人共同生活。
后来，她很实在地承认：“没想爱情不爱情，那么大岁数谈什么爱情啊，我就是觉得我去了，我就是主人了。你看昭君出塞、文成公主、杨贵妃，人家怎么样，我不就是现代版的一个例子吗？我没考虑以后。”
这是她特别真诚可爱的地方，没有丝毫的矫饰和辩解，她承认，她嫁给他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际遇，改变命运。
至于以后，或许是日久生情的结果。
1966年7月26日，二十七岁的她和七十六岁的他在北京“李宗仁公馆”举行了婚礼。
当司仪给新婚夫妇带上新郎新娘的胸花时，她的心突然揪了起来，她一下子觉得自己怎么到了这种地步！她借口醉酒，独自跑回楼上的卧室，泪如泉涌。
这是她的归宿吗？今后她怎么办？这个七十九岁的老人还有多少时日？或许他已不在而她还不到三十岁！甚至，旁边躺着这样一个爷爷般的丈夫，是多么的别扭无奈。
青春对于她，还没来得及开启，便早早地落了幕，不到三十岁，她便靠着安眠药才能入睡。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她明白，已没了退路，这段“梨花伴海棠”的婚姻必须继续下去。
好在，他对她异常宠爱。
这爱中包含了男人对女人的怜惜，祖孙般的宠溺，还有暮年人对青春的追忆。
她睡在她自己的卧室，他每天夜里要从他的卧室轻手轻脚地溜到她身边，看着她年轻的脸庞，摸摸她的额头，替她掖好滑落的被子。
一贯神经衰弱的她烦了，跟他说以后不要半夜来吵。他笑着答应，她果然没有再听到他的动静，原来，他从此便光脚不穿鞋，生怕响动吵醒她。
有一次，她肚子疼，他告诉她吃四两南瓜子可以消痛。
她说，四两啊，那么多，怎么吃得下去！他微笑不语。
第二天早上，她睁开惺忪的眼，一盘整整齐齐的瓜子仁放在床头，他说：“若梅啊，我把瓜子都给你嗑出来了，你就这么吃吧。”
她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原先的那些无奈和顾忌慢慢被他用细心和关爱融化，她觉得自己真是找到一个知心的人了，那么疼她，她发誓好好照顾他，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
死心塌地的日子只过了不到三年。
1969年1月30日，七十八岁的李宗仁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刻，曾经的“代总统”，威震日寇的将军，国民党的元老，临终前身边只有他年轻的妻子。
无数次被采访，她唯一不愿说的就是他辞世的细节，那可能是她人生中最哀痛无助的时刻，唯一真心爱护她给她温暖的人即将离去，那只枯槁的手逐渐冰冷，浑浊的眼神慢慢黯淡。他或许去了天堂，她却留在复杂、莫测的现实世界。
心中的凄迷、孤苦、忐忑、感伤，岂止一个“痛”字。
失去他的保护，厄运接踵而至。
她被赶出李公馆，扣上“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汉干校劳动。最难熬的日子，她给自己改名王曦。曦，早晨的阳光，道尽了她对美好的向往。
偶尔的一次机会，她听说了初恋恋人的消息。
顶着一切压力，抱着抛弃所有的念头，颠簸了几十个小时，她去大兴看他。
在农村卫生所，一切恍如隔世。
五官科大夫变得黑、瘦、沉默。旁观者众多，相见无言。
从跌倒、挣扎、坚持、妥协，却绝少露出一丝笑脸。
两人默默地见面，默默地分批示下，
余下的岁月，她把李宗仁留下的物品捐赠给中国历史档案馆、广西李宗仁官邸和山东台儿庄史料馆。距离史料馆不远的地府为她建了一栋别墅，邀请她
对于这个给了她短暂慰藉的男子了余生的光阴、心力和怀念
有人让她总结自己的一生，她只说了四个字：
一声叹息。
当年那场婚姻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指责她爱慕虚荣。
只是，一个女子嫁给比自己大五十岁的男子，又有多少是因为爱情？不爱他苍老的容颜她就有罪吗？至少她很诚恳，她承认自己首先憧憬的是扭转际遇，然后才是感情。她承认自己爱的不是他苍老的容颜，而是苍老容颜下隐藏的改变她命运的力量。这可耻吗？
那些年龄悬殊的婚姻，有几成属于普通人？街头的老爷爷、老婆婆那么多，为什么没有年轻男女去热爱？
一树梨花压海棠，海棠们清楚，梨花们也不糊涂。行将就木的人，有几分道理想不通？有几多便宜舍不得让人占？她爱你的超能量，你爱她娇嫩的容颜，谁也没有辜负谁。
胡友松的家里，挂满了她各种造型的照片，而年轻时最让李宗仁一见倾心的那一幅，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