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太太

我和我的太太相处近四十五年，从1971年至今，印象中从没说过那三个字，但“有你真好”这四个字是深深烙在彼此心里的，尤其是我的心里。我们最初是经亲友介绍认识和交往的，但可靠性和温暖并不亚于那种精彩如小说一般的婚姻。 第一次约会，是由双方亲友陪着在大上海电影院看《白毛女》。挺有意思的，这第一次便和电影联系在一起了。当然，那两小时我等于什么也没看进去。之后，就又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及不断的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走得越来越近，甚至可以无话不说了。我们有共同语言，这恐怕比什么都重要。我迷电影，她也迷电影；我迷配音，她也迷配音；我迷评弹、沪剧，她也迷评弹、沪剧。而且某些方面她可说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 1971年，因“文革”我与好些学友都滞留在学院，拿着一份工资，早早晚晚在校园里混，我在广播台里混，前途是一片渺茫。虽如此，想当一名配音演员的决心倒是从未动摇过，而我太太的直觉也告诉她，对于我这个个性内向又想从事艺术的男生，去上译厂乃是最好的人生选择。怀着含含糊糊，无甚把握且几乎是盲目的希望，我们结婚了。 我相信，是我的太太带给我莫大的幸运。那是1972年，学院上层突然宣布，所有滞留在校的学生，一律实行再分配，而此时又适逢上译厂需要补充新鲜血液，于是，我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般，生平第一回主动出击，我的心愿又经教表演的李老师巧妙帮助，在做了十二年配音梦之后，我终于圆了梦。学院分配进上译厂，连考试、试音什么的都免了。这件事发生在1973年1月，我记得很清楚，是上译厂支部书记老许——一个新四军忠诚老战士的温暖的手牵着我的手，把我引入演员室。 就在这一年的二月，真是双喜临门，我的第一个孩子——儿子诞生了，令人大喜过望。 三十年来我工作着，就像我们陈叙一老厂长要求我们的那样，下功夫过好每一天。但或许我是过分用功了，我做不到像邱岳峰老师那样玩一般、松弛至极的心态，一接到角色，无论主要的、次要的，我便立马心不在焉，什么其他的事都看淡了，家务就更不用说了。为了做好工作，时刻进入配戏状态，骑车背台词、酝酿角色就曾被大卡车撞飞；中午怕嗓子充血，不吃午饭亦是家常便饭。我整天恍恍惚惚如梦游一般，这就苦了我的太太了。现在想想真难以想象她一天又一天是怎样过来的。又要操持一日三餐，又要服侍，辅导两个孩子（五年以后我们又添了一个女儿），除此之外，她自己每天还要上班，上班的路还挺远。而她以前是大小姐，很早就用起了大冰箱，连洗手绢都是别人代劳的，一切都需从头学起。偏偏我妈妈又特别能干，对她也就特挑剔。然而她一点也不抱怨，有时则是默默地忍着。我看她来我这里变了很多，对自己她现在是能省则省，跟从前读书时判若两人。而特别对不住她的是，两次生孩子，我都怕影响工作，不好意思请假。在最需要丈夫陪伴的时候，我却不能在她身边，于是病房里唯有她独自一人面对头顶上白白的天花板发呆…… 现在，我和我太太都已退休多年。没闲着，也非大眼瞪小眼无话可说。除了非常乐意地辛苦着——带小外孙，我有我的一些社会工作，她则有她的事，当然少不了还有一份家务。这把年纪了，闲暇时，我爱海阔天空、胡思乱想，不免怀着无限感慨，对过去多加回顾和总结。彼此的优缺点，是每天必须面对的。我这个人缺点一抓一大把。诸如：孤僻、固执、偏激、兴趣单一，是个干巴巴挺乏味的男士。而我太太简直找不出她有何明显缺点，除了记性比以前差了些，每天都要找寻东西，动不动要我帮忙，很闹心。她虽不是能说会道的主，人缘极好，大家都喜欢和她交朋友。 我欣赏她对生活的浓浓的情趣，还有向往读书的那种劲头。我知道她还有两个心愿，首先她有驾轿车的瘾，这是令我莫名其妙的。不过我对她很有信心。没想到路考她居然是一次通过，以她65岁高龄，一举拿下驾照。她还有一个心愿，是想在近市中心处买个房，目的主要是为两个九十多岁的妈妈尽尽孝心。我叹口气想，因我无能，也许她这个善良的梦永远不会变成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