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都城·大同记忆》第八集 历史典故(三)
作 者:偶 趣 播 讲:香 茗
循着时间的轨迹在历史长河中顺流而下,北魏之后的大同又带给我们怎样的传奇?
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坐落于居庸关至大同长城一线的内侧,是长城防御系统组成部,位于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明英宗在位时期,瓦剌部逐渐强大,击败鞑靼,逐渐地统一了蒙古各部,瓦剌部有了再次入主中原的野心。
1449年7月,瓦剌部首领也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侵犯内地。也先亲率一路进攻大同。 “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明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御敌。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亲率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御驾亲征。
1449年8月1日,明军到达大同。明英宗没有军事才能,将指挥权交给太监王振。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明军不知是计,继续北进。途中听说先头部队落败,仓皇撤退,主帅又屡次改变行军路线,士兵疲惫不堪。
大军撤退到土木堡,被瓦剌大军包围,明军仓促应战,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等66名大臣战死,明英宗被俘虏。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精锐军队损失殆尽,致使朝廷在相关政策、制度上作出了重大调整,突出表现在边防形势的研判和军事制度的改变上。边防政策由积极进攻转变为被动防守,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九边防御体系。该事件也直接导致了明朝由强盛慢慢转向衰弱。
游龙戏凤和凤临阁
历史故事如同现代明星效应不断催生流量,昭君出塞带红了“琵琶老店”,游龙戏凤则催生了“凤临阁”。
明代正德年间,大同煤龙镇(今煤峪口)李家,父母过世,只留下兄妹二人,哥哥叫李龙,妹妹叫凤姐,兄妹二人变卖家产,在城内九楼巷内开了一家酒楼,取名“久盛楼”。兄妹经营有方,生意越做越红火。
明正德皇帝治国有方,为了体察民情,经常到民间微服私访。听闻大同之繁华,曾两次来到大同。公元1518年(正德十三年),他慕名到久盛楼吃酒。见凤姐热情爽朗,花容月貌,这位皇帝不由得心猿意马,神不守舍,后来,他按捺不住对凤姐的渴慕之情,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和想法,恰凤姐也倾慕他的风度和才华,二人郎情妾意,遂成好事。久盛楼被正德皇帝赐名“凤临阁”,凤姐被封为“嬉耍宫妃”。
“游龙戏凤”的典故从此在坊间流传。修葺一新的“凤临阁”,八方来客,络绎不绝,一直都是大同颇有名望的酒楼。前为普座,后为二层楼阁,装修富丽堂皇,二楼绘有“游龙戏凤”的壁画。去凤临阁就餐,品的不仅是环境和美味,更是故事和文化。
隆庆议和
明朝开国之初,对蒙古草原势力在军事上武力围剿、穷追猛打,在经济上实行贸易封锁,后明成祖朱棣把都城迁到燕京,大大强化北部边防军事守备,由此北部边境获得了很多年的安宁。但蒙古族世代以游牧为生,他们既不耕种,也不纺织,他们的盐铁茶叶等生活物资必须从中原获得。
由于明朝一贯的贸易封锁,蒙古经过一段的休养生息后,到明朝中期再度南下侵扰,掳掠人口和物资。一时间北疆战火重燃。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汗率军南下,突破长城防线,甚至打到了京城的郊外。
守口堡(阳高境内,明 隆庆年间俺答汗部由此入犯)
其实问题核心很简单,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开放边境贸易,允许明蒙双方商民百姓自由贸易。1571年,隆庆皇帝在位。俺答汗因双方交换双方叛逃人员问题,与明朝边防大员频繁接触,趁机提出了重开边境贸易的请求。隆庆皇帝是个平和的人,不愿多生事端。当朝大学士张居正、高拱也是出了名的务实派,君臣商议认为:开放边境市场,平息战火,是个双赢结果;继续敌对,则每年需耗费大量军费用于边防,效果还难以保证,因此同意议和。
在张居正、高拱,宣大总督王崇古及大同巡抚方逢时的共同努力下,明朝与蒙古土默特部在大同得胜堡签订了一个《隆庆和议》——即明朝与蒙古俺答汗的封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使蒙古人能通过贸易获得明王朝资源;俺答每年向明朝贡马一次,由明朝给予优惠价格,并另行赏赐。
隆庆议和结束了明朝与蒙古近二百年的敌对状态。昔日血与火浇铸的千里边垣,化作通往西北各少数民族以及中亚邻邦的友谊彩虹。从此,直到明朝灭亡,明朝与蒙古之间绝少爆发大规模战争。
多尔衮屠城
明末清初,大同总兵姜瓖先降李自成,再降清廷,后趁多铎病故、多尔衮染病之机,又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姜瓖的反叛,激怒了清廷,多尔衮亲率大军平叛。1649年多尔衮围城9月余,损失惨重。大同城被攻陷后,清军痛恨城内兵民固守,下令屠城,除献城的降将杨振威及其官兵家属外,对官吏兵民尽行斩杀,“削城五尺”,大同变成一座荒城。清廷废掉大同府,改由设在阳高的阳和府管辖,八年后才还原大同府治。
当朝进士魏象枢有《过大同废城》一诗录照“屠城”:“杀气孤城黯,颓墙血溅纹。黄沙三月草,白骨万家坟。”曾为明朝官员、时为清人的薛所蕴,模仿北魏王肃诗体《悲云中》泣诉心中之痛:“悲云中,千年雄镇一时空。青燐夜夜颓垣里,殷红血涨桑乾河。”大同知府曹振彦(《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高祖,住大东街“曹家巷”)请旨免去大同三年钱粮征税,整修城池,安抚百姓。屠城15年后,秉康熙御旨,大同于华严寺西北角建起一座圆通寺,以超度屠城冤死亡灵。
现在大同市上下寺西面的杨家巷,有个“一间房”的地方。据说地名与这次屠城有关。传说就在清军即将进城之际,杨家将杨四郎后嗣,家住当初辽国萧银宗赐予杨四郎的住宅杨家巷,多年在外贩粮运茶,此番回家探亲,不料误撞多尔衮屠城被抓。不过杨氏走南闯北,毕竟也见过些世面,便唱个诺:小的知道大军辛苦,特地送点大米来,聊表寸心云云。
清军见有人送进一袋大米来示好,就为之松绑,并问其家住哪里。杨氏紧张,答非所问,回禀家里“只住一间房”,由于满口大同方言,清军听成住在叫“一间房”的地方,并令其画了一张草图。于是,除了杨家巷叫“一间房”这个地方的几十口人之外,全城百姓皆遭屠杀。后来杨家巷便多了一个“一间房”的名字。
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这首可谓家喻户晓的山西民歌,据说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简单而直白的歌词,生动地刻画了一对夫妻离别时依依不舍、凄苦缠绵的情景。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陕西、内蒙和新疆许多地方的人都会唱。走西口指长城内的山西,陕西北部、河北及邻近地区的居民向长城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商或谋生。
走西口的性质和“闯关东”、“下南洋”类似,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走西口往往意味着离别、艰辛、凄凉、不测。有人说“闯十趟关东不如走一回西口”,可见走西口之艰难。《走西口》这首民歌就反映了近代山西人出外谋生的艰辛。
“口”原指明长城的关口。明朝和蒙古通关互市后,这些军防关口变成汉蒙贸易的通商口岸,其中两处最重要,一是河北省的张家口,称为东口;晋北的杀虎口,是著名的西口之一。
明朝在长城沿边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开设互市,大同右卫在杀胡口关城下开设马市,进行边贸往来。“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杀虎口”的兴衰史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入清,杀胡口改名为杀虎口,因其位于西北商道的交通枢纽,公元1650年 (顺治七年),清政府在杀虎口设税关,沿长城内外在大同得胜口、河曲、包头、托克托、阳高和天镇等处设税收分局、支卡,专门负责征收东自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带的关税。并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需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
西口古道:漫漫长路,无边风沙,疲惫的身影、希望的眼神,流着思乡泪,咽着风霜苦。
“走西口”也是著名的人口迁徙”事件之一。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部分地区寸雨未下,史称“丁戊奇荒”。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背井离乡。成千上万老百姓涌入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由此,“走西口”又成为一部辛酸的移民史和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大同人是走西口的一支劲旅。走出杀虎口,就到了昔日由晋商包揽天下的归化、库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
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人口的流动和商贸往来,带动了文化的传播,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感慨于历史的激荡和壮阔,我专门去了一趟杀虎口,参观了那里的博物馆,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没有苦,哪来甜?没有奋斗,哪有收获?我走在西口古道上,只见城垣破旧、蒿草丛生,耳畔仿佛响起“哥哥你走西口”哀婉凄凉的曲调,但更多的,是对那些勤劳智慧的人们直面困难、勇于挑战的由衷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