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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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庆龄与孙中山第一次见面是1894年，那一年，孙中山二十八岁，宋庆龄一岁。
作为革命先驱战友宋嘉树的女儿，她从小就知道孙先生是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英雄，而父亲则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这个聪慧的女孩子，公费考入美国威斯里安学院求学，而不是仰仗显赫的家庭。
当梅肯州的报纸发布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消息时，她和妹妹美龄还是两名小小的留学生，她们激动地扯下清朝的龙旗，扔在地上用脚用力地踩，她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五色旗，挂在原先龙旗的位置，一把拉过美龄，面向五色旗并排站好，宣誓般地大声说：“高举共和的旗帜。”
宋庆龄洋洋洒洒写了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发表在威斯里安学院的杂志上，她说：“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甚至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这般深刻的思想，连待在大总统孙中山身边担任英文秘书的姐姐宋霭龄也难以相比。
那时候，她不过十八岁，对大总统仰慕极了，或许，这就是后来“受尽非议”的婚姻的伏笔。
当她的姐姐宋霭龄因为结婚不再担任大总统的秘书时，她继任了这份工作，甚至，进入角色的速度之快，连她的上司都惊讶不已。
晚年，她向别人谈到自己的婚姻时说，当时并不是爱上孙中山，而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她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想帮助他。
宋庆龄确实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女子，和孙中山无所不谈。自己的家庭琐事，他的妻子和孩子，革命的危险与机会。在景仰的男子面前，她表现得并不像一个单纯的小粉丝，而是一个平等智慧的女子，她经常打断他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描述对革命的理想、期盼和解救中国的愿望，她眼睛里闪烁着热烈的光彩，像一支火炬，点亮了他一度灰暗的情绪和失落的心境，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不仅获取了精神支持，更得到了事业助力。
她陪伴了他半年之后，他创立了中华革命党。他真真切切地觉得，要完成革命大业，他不能没有她。
而她，由衷地爱着他，梦想为他和他的事业奉献一切。
2、
所谓的罗曼蒂克，总是带着强烈自我牺牲的悲剧美。
爱情遭到了意料之中与之外的阻力。
宋家大姐最不能容忍的是，看见一个傻瓜在自己曾经失败的领域获得成功，哪怕亲妹妹也不行。当年，宋霭龄对孙中山的追求，在孙中山和宋家的生活圈里人尽皆知，妹妹却执意去做自己曾经碰壁的事，已经不给自己面子，孙中山接受妹妹的爱情，更是跌自己的脸面。
向来强硬的宋家大姐绝不愿无声地摔倒，宋霭龄郑重地与父亲交谈了这件事，反过来将了妹妹和她的爱人一军，纵然是曾经敬爱的领袖，纵然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那又如何？
要成为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必须经历政治与亲情的双重考验。
宋家三姐妹中，她的性格并不像姐妹那样大胆泼辣、锋芒毕露，相反，在大多数照片中，她都是沉默而安静的，细软的鬓发与坚毅的嘴角对比鲜明。
她腼腆内向的外表，与倔强刚强的内里相辅相成，形成了柔中带刚的牢固组合。她比姐姐宽厚质朴，比妹妹豁达本真，她不是为政治权谋而生的政客，她是真诚希望在中国实现民族、民权、民生的既理想又激进的女子。
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然而然吸引了她。
母亲以慈母情怀百般开导劝解，她不失分寸柔中带刚地反驳，连好教养的父亲也听不下去了，冲进屋里，摆出家长的权威斥责，大声呼叫，她第一次见识父亲的火爆脾气，但是，她抿着嘴唇，一言不发。
父亲像被刺穿的皮球，瘪了下去，只剩下气喘吁吁徒有其表的挣扎。
父亲把她软禁在上海的家里，由女仆看管，不许离开房间半步。
1915年6月，孙中山把原配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10月，她在女仆的帮助下跳窗逃走来到日本。
在跳下窗子的那一刻，不知她是否有过瞬间的犹豫。
10月25日上午，他们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了结婚手续，下午在朋友庄吉家里举办婚礼。那一年，他四十九岁，她二十二岁，照片上，她的嘴角抿起远超年龄的坚毅。
只是，无论他还是她，结婚照上都看不见寻常男女的幸福和甜蜜，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目光坚定地直视前方，仿佛要用眼光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宋嘉树在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拦阻，宋嘉树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吼叫：“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孙中山走到门口台阶上对他说：“请问，找我有什么事？”
暴怒的宋嘉树突然叭的一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
然后，磕了三个头走了。
合情合理的开始和匪夷所思的结局。一个骄傲的父亲该多么悲伤、愤怒、痛苦、无奈才能做出如此失态的举动。
但是，父母依旧为她置办了丰厚的嫁妆，派人张扬地送到日本，以此回答社会盛传的流言蜚语，修补家庭成员的裂缝。
她晚年提起这事充满伤感：“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但是，她与她的大姐，此生难得情投意合的默契。
1925年1月，协和医院确诊孙中山的病情：肝脓肿转为肝癌晚期。
3月11日下午，他叫来何香凝，千叮咛万嘱咐地交待：善视孙夫人。
最后，泪流满面的宋庆龄托着他的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了字。
他去世了。
3、
她一生中最柔弱无助的照片，摄于他的灵前。第一次，她的眼神里没有了坚毅和笃定，哀婉凄迷地望着远方，她的心里，那根忧伤的稻草早已压弯了腰。
他去世后，她秉承他的遗志，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事业为事业，几乎再也看不到她私人化的情绪，她的人生背景总是领导国民党左派斗争、抗日联盟统一战线等历史大事件。
尘埃落定，她的私人情感才在时代宏大的背景中流露出蛛丝马迹。
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和我一样，也是三兄弟、三姊妹，可是我却无法和他们通信。”她总是尽一切可能设法打听姐妹兄弟的情况，而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宋、孙两个家族都很少有人和她来往。
海外有人捎给她一张宋美龄的近照，她端详良久，眼睛里泛起泪光：“我和三妹很久没有见面了。”
她最心爱的弟弟宋子文，虽然与她政见相左，却情谊深厚，弟弟送给她一只小型金壳收音机，和一架“钢琴，被她视为最珍爱的物品，陪伴她度过了若干个孤寂的日夜。
她出身于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庭，经历了最纷繁复杂的纷争，却始终是个纯粹的女子。她最为人熟知的形象便是微笑站立在他的身边，或者，在各种各样的庆典、仪式中端庄居中而坐，在尊贵图腾的辉映下，她尊荣极了，永远在圣坛上被崇敬和膜拜。
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女子，她幸福吗？
卸下沉重的家国情怀，“宋庆龄”这个被尊崇敬仰的名字恐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同情的女性。
在生命如玫瑰般绽放的季节，却没有体验青春的烈火才能点燃的激情，便站在了一位父亲般的伟人身旁。
伟人故去，她被尊上圣坛，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政治的意志和方向，她是否有过片刻的轻松？热爱孩子的她，一辈子也没能当上母亲；爱比天大的她，独居五十六年。
她没有姐姐一般儿孙满堂、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也没有妹妹一样琴瑟和谐、相伴到老的夫妻之情。
1915年10月的那一天，如果她预知了自己的命运，是否还会义无反顾地跳下那扇窗？
可能有些女子生来不关注你我这些凡俗女人毕生的渴盼：爱情圆满、美貌永存、夫唱妇随、儿孙绕膝、事业小成等等，比如宋庆龄、居里夫人、秋瑾等这些心怀理想的“大”女人。
所以，她们能够忍耐常人不能想象的寂寞和孤独，承受外界不理解和非议的利刃，穷尽一生的能量上下求索，心阔天地宽，永不言弃。
一个人能够为理想付出多大代价，就能走得有多远。
小女人改变生活，大女人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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