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别忘了微信公众号【声音慧客厅】等你来撩噢~
在白话文初起的年月，即使是现代诗的鼻祖，也显出简单与粗粝。
胡适那首拉开了中国现代诗大幕的《蝴蝶》，今天读来颇为稚拙：“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用当下的标准回望民国的经典，大多史料价值超过文学价值。但是，也有例外，比如鲁迅、徐志摩、张爱玲，闪耀着光辉的天才文字穿透了百年的尘埃，如陈年普洱般香醇。
当然，也少不了萧红。
第一次读萧红的《生死场》便被奇妙的比喻惊艳到，她写“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的盖伏下，象是一棵大型的菌类”；她眼中的林荫道“象是动荡遮天的大伞”；她看“菜田的边道，小小的地盘，绣着野菜”。
别致、形象、灵动，好似透过孩子明澈的眼打量世界。
只是，电影与传记最津津乐道的，除了她的文字，便是她两次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嫁给另外一个男人。
1911年出生、双子座的萧红深得祖父张维祯宠爱，祖父荫庇下短暂的童年是她人生最美好的回忆，甚至，《生死场》中的场景大多来自记忆中祖父的东北梦幻花园。
父亲张廷举坚持将她许配给小官僚之子汪恩甲，她拒绝，与有家室的表哥陆哲舜一起出走，在北京求学、同居，被家族不容，断绝经济支持。
表哥退却后，她便去找汪恩甲，与他同居，同抽鸦片。
汪恩甲工资入不敷出，她却怀孕了。汪回家求援，被家人扣住，她去理论，被汪家怒斥。于是，她去法院告汪兄代弟休妻。法庭上，汪恩甲竟临阵倒戈，表示自愿离婚，法庭当场判决两人离婚。
她怒不可遏地冲上街头，汪恩甲追来道歉，两人匪夷所思地和好。
这对离异夫妻在旅馆赊欠食宿费六百多块钱之后，汪恩甲借口回家取钱，从此杳无音讯。
此时，她已怀孕五个月。
萧红遇到萧军之前的情事，这已经是最精简的版本。
从前看《萧红全传》，我不厚道地想，这些行为怎么看都像一个任性女子的瞎折腾，和反封建没得半毛钱关系。可见生逢其时很重要，生对了时代，私奔便是一场反封建的抗争，不然，便是一桩颜面扫地的绯闻。
如今，被萧红的文字打动后再看这段经历，也生出几分体谅，或许，她是真有苦衷吧。
母亲早逝，父亲疏淡，继母薄情，萧红如大多数亲情缺失的女子一般，有强烈的情感依赖症，她们把爱情当做救命稻草般紧紧抓住不放，双子座天生的率性，以及天马行空的行为方式，也让她吃了不少苦头。在与家庭闹翻后，追爱和抗婚并不是她二十岁时离家出走最重要的目的，她这次逃离，更多是为了读书。
而失却了家族的支持，便只好倚靠陆哲舜、汪恩甲，这些男人看重的，仅仅是一个女人的身体。身无长技出走的“娜拉”，除了辗转在不同怀抱讨生存，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出路。
最终，她踩着这些凄惶往事搭建的桥梁，遇见了萧军。
负债累累的萧红听说旅店老板要把她卖去妓院抵债，情急之下写信给《国际协报》求助，副刊编辑裴馨园便委托萧军去探望。
两人相遇，言语投机，彼此倾心。
虽然萧军筹不到解救她的巨款，一场肆虐哈尔滨的洪水却给她带来福音，旅馆一楼被淹，她趁乱逃走。
然后，一头扎进萧军的怀抱，终生都抬不起头。
热恋时，她眉梢眼角都是欢喜，诗里的爱情浓得化不开：
情意相投时，两个人合拍极了。
萧军曾说，他俩都是“流浪汉”式的性格，从不悲观愁苦，有时候，萧军拿着三角琴，萧红扎着短辫，两人在街头旁若无人地边弹边唱，满是肆意的潇洒。
偶尔吵架，两个人抢着喝酒，他醉极、气极在地上打滚，她悔极、痛极自责不已。
1935年，萧红在鲁迅的帮助下发表《生死场》，萧军出版《八月的乡村》。
一对文学伴侣声名鹊起，上海文坛向他们敞开大门，约稿纷至沓来，各类刊物拉他们做台柱子。苦撑四年，两人终于从饥寒交迫的隆冬，走向名利加身的暖春。
可是，爱情却向着反方向渐行渐远。
主张“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萧军四处留情，对着鲜艳的新人抒情：“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萧红黯然神伤：“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
苦闷的萧红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脸色也苍白得发青，对人冷淡而心不在焉，她常常往鲁迅家跑，一坐就是大半天。
好涵养的许广平也忍不住对邻居诉苦，通常，女作家的情绪敏感而纤细，些微的慢待便足以让她们惊惶。究竟是萧红神经粗壮得足以在许广平的不满中御风前行，还是，失却了萧军的依靠，她太想找到另一个支撑？
于是，端木蕻良出现了。
1938年，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与小她一岁的端木在武汉举行了婚礼。
很多人疑惑，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和另一个男人恋爱，她得有多让人爱呢？这究竟是冲动还是真爱？抑或是其他难以启齿的原因？
他们幸福吗？细节透不出深爱的迹象。
他当着她朋友的面，读她写的怀念鲁迅的文章，鄙夷地笑个不停，说：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
他打了人，让她去跑镇公所。
而她，挺着怀孕八个月的大肚子在宜昌码头绊倒，是陌生人把她扶起来。
她对人说，端木就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精，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
这并不是婚后的抱怨，而是婚前的指责。
她得有多么寂寞空虚冷，才能死死抓住一个让自己如此鄙夷的人不放？
依赖型人格的女子，总是习惯性地倚靠别人，却不可思议地充满自我怀疑，怀疑自己不够美好、坚忍、独立、强大，不足以支撑摇摇欲坠的人生。
可是，自己不足信，他人岂足信？那些被她视作情感支柱的男子深知吃定了她，他们不屑、慢待、轻贱她，因为知道她舍不得走，她下不了狠手对自己，就轮到别人下狠手对待她。
这对相互不屑的夫妻共同生活了三年，在抗战的炮火中一同逃到香港。
萧红肺结核越来越严重，端木每次出门，她便担心自己被遗弃，非常绝望，待他返回，才会平静。
她总是情绪反复，一会儿觉得自己会健康起来，还要写《呼兰河传》第二部，一会儿又怨恨端木，觉得早该与他分开。
惶恐焦虑中她又开始乱抓救命稻草。
这次，被抓的是她弟弟的朋友、小她六岁的东北作家骆宾基。
骆宾基受了端木的帮助，答应留下照顾病中的萧红。
据说，萧红在端木离开时，曾经答应如果她的病情好转，一定嫁给骆宾基。
病床前的爱情和承诺，真是让人匪夷所思。炮火纷飞的战乱时期，人人把活下去当成首要任务，一个病入膏肓、惊惶而神经质的女作家，就算她愿意以身相许，对于一个只见过两次面、在香港人生地疏的二十五岁男青年来说，只怕更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吧。
三十一岁，萧红终于在日军的轰炸中缺医少药地死去。
死前，亲笔写下自己的心情：“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每每读到那两个梦呓似的“不甘、不甘”，我便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想：既然看出了别人的嫌弃，就不能有些骨气？一定要用混乱的步法，把人生下成一盘死棋？
果真，一个女子的任性，对文字是大幸，对人生却是大讳。
她死后，与她交好过的男人互为情敌，争吃陈年老醋。
骆宾基与端木蕻良因《呼兰河传》的版权归属反目成仇，从香港返回内地后分道扬镳，从此形同陌路。
她其余著作的版权，解放后端木蕻良倒是全都捐给了国家。
为了《呼兰河传》的版权，她的两个妹妹又和骆宾基打过一场官司。
这些生前折腾出的是非，身后都不肯放过她。
那个被她称为暴虐的父亲张廷举，在她离经叛道的私奔之后，因教子无方被解除”省教育厅”秘书的职务，调任巴彦县督学兼清乡局助理员。
在呼兰上学的张家子弟不堪舆论压力，纷纷转校离开家乡，她的弟弟张秀珂孤独地随父亲由北满特别区第一中学转学到巴彦县立中学，途中，她的父亲看着幼子，无奈而感伤。
她肆意追寻自由、学业与爱情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不管不顾给家人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当然，她是反封建的斗士。
她还曾经有过两个孩子。
第一个是女孩，生下来没几天就送给了公园临时看门的老人，老人搬家之后，便失去联系。
第二个是男孩，她坚决不肯到隔壁育儿房喂奶，任凭孩子的哭声传来，任凭周围人苦劝，看也不肯看孩子一眼，直到第六天孩子被别人抱走，她始终未看孩子一眼，也没让孩子看她一眼。
有些时候，她也着实狠得起来。或许她知道，她这样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女孩，似乎没有能力再去承担另一个女孩或者男孩的人生。
和她浓烈的爱情相比，她的母爱有点稀薄。
她折腾了三十一年，不知是否明白：
遇到一个好男人，从此过上幸福的日子，很好。遇不到，一个人，善待自己，也很好。爱是享受，而非依赖。永远做自己，而不是你以为别人会喜欢的那个人。
最终，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或者其他方式的人生路，都能走得愉悦和通畅。
大家还在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