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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少年》杂志
191年,中国历史除旧布新,打开变局,皇朝将去,共和将立。
每逢新旧社会方死方生之际,社会上对青少年的关注程度似显豁于平时。从新闻出版行业看,此前已有爱国学社的《童子世界》、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寰球中国学生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等十余种青少年类报刊,仍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商务印书馆于当年创办《少年》杂志,再开一片新绿,当有“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意识。
主编该刊的孙毓修先生,曾于科举废除前10年考得功名。他有新思想,学过英文,认为“科举已成弩末 ,神州多故,非开径自行,决不足以问世”。
孙先生认同“教育救国”主张,且知行合一。其所开之“径”,集中于民智。民智之源,端在少年。他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即参照欧洲通话编写中国儿童读物。在其陆续主编的百多种童话中,由他自己编写的计七十多种,在儿童文学于中国形成系统的初期有筚路蓝缕之功。《少年》杂志创刊时,其为首任主编,可谓实至名归。自创刊至终刊,《少年》上的文字,不知浸润了多少中国少年的生命。
1948年夏,钱钟书、杨绛夫妇带着女儿圆圆回无锡钱家,为钱钟书祖父做百岁冥寿。在“满地都是书”的已一间厢房里,圆圆找到一小柜《少年》杂志,一本杂志能积满一小柜而未散,可见这杂志在钱家是被珍惜的。大概钱家的孩子无人不读。
人称“文学圈外文章高手”的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其文学生涯即开端于这本刊物。他早年文学兴趣很浓,读到初中时,一位亲戚为他订阅了《少年》杂志。费孝通从此成为该刊的忠实读者,每期到手,都是从头读到尾,一篇不落。济青下来,这位少年也不满足于仅当读者。他要成为作者。
当时的少年,头脑里有许多重祖辈、父辈那里听来的,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费孝通在记忆中的故事里选出一个,写了出来,向该刊投稿,署名“费北”。
一个新年里,他收到了当年第一期《少年》杂志,照例细读,却不知已有自己的文字登在其中。待读到最后的“少年文艺”专栏,费孝通见自己投寄的《秀才新生的恶作剧》一文已成白纸黑字,遂“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
费孝通晚年回忆那次经历说:“这种深刻的激动,一生难忘。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鼓励着我写作又写作。我写给《少年》杂志的稿子,该刊的地位,从此也逐步从书末向前移动,直到开卷第一篇。写作就成了我抑止不住的爱好”。“回想我这一代,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文化界实际上起着伯乐的作用。我虽非千里马, 但毕生与笔墨结成不解之缘,商务印书馆实为之媒”。
细察费孝通一生,不惟发表文章、出版著述的成就感助其终身爱好,写作不辍,“开卷第一篇”的荣耀感更为其立言、立功、立德的各时期备下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