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改变了吗?
——陈可辛在《开讲啦》第34期的励志演讲稿
我刚才看到那个“不要逼我”,我第一个想讲的是不要逼我开讲,确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先声明一个东西,就是我讲的东西通常都是实话实说,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用。它是我这一辈子的一个原则,也帮了我到今天这步路,我也不希望在不停地讲好话。因为人生不是都美好的,很多都是很残酷很悲哀的,但是悲哀里面也有快乐的地方,所以我先此声明。
我们回去讲戏里面的有一句对白,是我非常非常感动的,编剧写给我的,“究竟是我们改变了时间,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编辑推荐:中国合伙人经典台词)年轻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一定得改变世界。当你到中年,要是你很幸运地,你 成功,达到你的梦想,往往回头一看,往往你被世界改变了,而不是你改变了世界。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但是确实世界就是这样。
那说回我自己,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很好,所以他给了我一个很正确的价值观,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我家里,因为是华侨家庭,我爸爸妈妈在泰国出生,50年代回国建国,他们在北京认识,结了婚去香港,然后呢,在香港,我出生了,我就糊糊涂涂地变成了一个香港人,因为他们的背景跟我这个在香港又是有点奇怪的背景,使得我成长的时候特别顺应身边的环境。说白了,就是我表面很圆滑,也很会附和大家的审美,也好像是个很乖的孩子。但是我里面也是非常有自己的主见,后来,甚至乎这些东西影响到了我这辈子,都有一个非常顺应这个规则的方法,去做人跟做事。
回去说到我的电影吧,我经历了很多的阶段,包括香港电影的黄金期,最辉煌的时候,我很幸运,从低做起,从一个翻译做到一个副导演,制片,小工,基本上买咖啡啊,跑腿啊,什么都做。当时我们都不太懂,也不是才华横溢,也不是一个天才,一路爬起来,也爬的很快,过了七八年,就第一次做导演。当我来到内地,我也被迫拍了很多、很大的商业片,但是为什么要拍大片呢?就是中国电影在这10年的发展,从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开始,给了观众一个回到戏院的概念,但其实观众还是没有习惯回到戏院。我问个问题,都看过《甜蜜蜜》,有多少人在电影院看过《甜蜜蜜》的?没有,你们年纪太小了。但是我问过年纪很大的,都没有。我从小在戏院看电影,那个跟一千个人一起笑,一起哭的感觉,我觉得是多少金钱都换不回来的感觉。那什么电影我得去戏院呢?《英雄》我得去戏院,因为画面大,人多,有特效,有爆破,所以电影不大,我就不去戏院,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我是非常困难地去接地气,我必须得找到很好的团队,很好的内地编剧,给我很好的素材、对白,我才能拍。所以变成了我必须得拍大片,大家都会觉得他随波逐流,大家要拍大片才拍大片。但是我都讲了几次,今天再清楚一点讲:其实我第一部在内地拍电影是《如果,爱》。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爱情片,因为他讲的不是美满的爱情,讲的是失恋,而它讲的那个东西其实跟《甜蜜蜜》非常非常像的。金城武的角色跟黎明的角色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很单纯的男人。张曼玉的角色跟周迅的角色也是很像,一个比较有目的性,甚至比较功利,一个比较理性的,比较现实的女孩。其实两部电影是人物也一样,很多东西都一样,只是背景不一样,职业不一样,时代不一样。我本来拍《甜蜜蜜》,你们觉得是文艺片,其实《甜蜜蜜》是一个商业内核的东西。然后呢,我拍《如果,爱》,大家都说,又歌舞,又大明星,又那么多宣传,那么多营销,那个不代表这部电影就商业了,就不文艺了。其实你拿电影的内核来讲,《如果爱》绝对比《甜蜜蜜》文艺得多。因为它是不讨好的电影。所以我讲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其实我想表达,你外面可能好像妥协了,其实你里面没有妥协,所以人生不是那么肯定,你是给世界改变了,还是你改变了世界。
我不觉得,我真不觉得我们能改变世界,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在表面可以给世界改变,可以世故,可以比较圆滑,但是其实只要里面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你从小知道你要什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从小我就喜欢了电影,我有一个梦想。梦想是什么?梦想不是为了达到梦想,梦想是为了你有梦想。梦想是你坚持就会感觉到幸福的东西,那就是梦想。
其实除了不要逼我演讲之外,我最想讲的一句就是:“不要逼我做大导演”。因为其实做大导演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压力非常大,以前我们拍戏30个人都认识,当我拍《投名状》的时候,800个人,我觉得那个跟我们以前拍电影完全不一样。有些导演喜欢那种大导演的东西,我记得我以前做副导演的时候,跟过一个导演,他这么跟我说:“皮特,你知道我为什么做导演吗?你看,我一走,多少人跟着我”。那后来呢,我拍戏,我做导演,我其实挺紧张的,我拍完一个镜头,我一走,都有很多人跟着我。我说我去洗手间,你们跟着我干吗?我就非常讨厌很多人跟着我。我觉得我做一个不错的导演,做个好的导演就好了。完全不需要做一个大导演,但是那几年,因为整个社会,整个产业,观众观影的习惯,我就被大导演了一回。
其实我人生完全不是大家看着的那么顺利。但是我没有试过一败涂地,《武侠》对我来说,完全是一败涂地。完全就从票房到评论等等,都非常非常坏,因为我又拍得特别hi,自己特别满意,也觉得自己特别突破了自己的一个框框。因为是一个挺谨慎的人,我通常都是喜怒不太形于色,因为我很怕我过了,然后给人抓住,给人看到,原来你露馅了,我非常怕。所以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打击。我又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所以呢,我只看骂我的评论,我基本上不看夸我的评论,因为我觉得夸没什么好看的,都是夸你总是那两句,也没什么特别的。但是骂你就有千方百计,很多不同的骂法。我那时候,差不多49岁了,刚刚要过50岁,我一路做了那么多年的人,所有的东西好像在那时候崩溃了。再加上那时候我妈妈也病重,就是《武侠》在北京首映那个晚上她进医院,然后我第二天就得跑回去。在那个过程里面,一周里面我本来是要跑宣传的,结果我都取消了,我就一路在我妈妈的医院病床旁边,陪到她一个月后去世。就《武侠》下片的时候,差不多她去世了。所以突然间我觉得整个世界毁了。尽管成年之后我想了一百遍,我亲人离开我的时候我会怎么样,但是我都想不到,原来你怎么想象都想不到。
到了50岁,她去世没多久,我50岁生日,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个改变,所以那时候我就回到一个我比较擅长的领域里面,就决定拍《中国合伙人》。我学会上微博之后,我看了一个东西,看过之后挺感动。就说有一个60年代,就是反战的时候,有一个老兵,有个学生,每天去那个军人的纪念碑去示威抗议,从很多人还在抗议的60年代,到70年代,已经没人抗议了,他每天晚上还拿着一个蜡烛,去抗议。然后就有记者来问说,我看了那么多年,你都来,你真以为你拿着这个蜡烛,一个人来,你就能改变世界吗?他说,我来并不是为了改变世界,我只希望这个世界不会改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