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的溃败和被高估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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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时旸)
最终,一切都变了,有人死去,有人逃离,有人背叛自己。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驴得水》根本不是喜剧,虽然它遍布笑料又荒诞不经,但它背后埋藏的惨烈和绝望都令人心生寒意。所谓黑色幽默,最重要的部分是黑色,幽默不过是个手段。人们笑得多激烈,那黑色中的残忍就有多浓稠。这个设定在1930年代的故事,认真讲述着过去,却意外同步完成了更具当代性的讽喻。
几个乡村教师为了能拿到教育部的拨款,自己臆造了一位叫做吕得水的教师,以他的名义多要一份薪酬以维系这个凋敝村庄仅有的学校得以运转,其实,这个名字不过是个谐音,他们只有一头为自己担水的驴。但教育部专员要前来视察,他们为了掩盖一切,开始了一段啼笑皆非的撒谎和编排,最终,把一切引向了崩塌。
《驴得水》的人物设定很有趣,每一个人物代表着一个面向的群体。校长是理想主义者,本分的裴魁山老师是现实主义者,唯一的女老师张一曼是个逃逸者,在这处村无人问津的村庄她表演着放荡,只是想脱离管束,青年老师周铁男是个莽撞的热血者,而校长的女儿是个单纯的、对系统仍抱有希望的改良主义者。但最终,所有人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故事前半场的铺垫与暖场慢热而松弛,后半段有关人性倾颓的展览却迅猛又惨烈。它有着对折式的结构,前一半多么欢腾,后一半就有多么绝望,从某个角度上说,它有点像那部脍炙人口的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以和美开场,以崩溃谢幕。它在笑闹之中向人们敞视了不同的引发绝望的内容:潜规则和明规则对峙;美好的初衷如何被人性的暗面牵制到另一个方向;系统的内部溃败之后,个人的抉择,以及,被高估的人性。
最初,一切都能默默地顺利推进,不过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在按照潜规则行事。校长知道必须虚构一份空饷才能维系自己的理想,员工们明白必须维护这个谎言,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教育部也清楚,这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吕老师。但大家心照不宣,事情就显得圆满而顺遂。但专员前来视察就可能会戳破微妙的潜规则。从此上演了一幕两套规则之间的鬼魅缝隙如何吞噬人性的戏码。
外部对于平衡的打破一共有两次,一次是专员来视察,一次是捐款的美国人亲自到访。第一次之所以最终以平和收场,是因为人们又一次默认了那个潜规则。经过鸡飞狗跳的试探之后,进行了一次利益再分配,教育部拿到了美国人的捐助,专员自己截留一部分,分给乡村教师一部分,对公有交代,对己有实利,一切重归平衡。但第二次不同,美国人非要看看真相,让一切都见阳光。但一群只能在潮湿阴暗中才能存活的生物,就此注定了悲剧的下场。所以,一群人即便合伙欺瞒,最终还是露了馅。这凸显出了一个最冰冷的核心——当系统崩坏之后,要么在混沌、肮脏的潜规则下推进一切,要么想让一切明亮起来,就只能以坍塌作为代价。
而在这场表演和博弈中,我们得以见证了美好的初衷如何被人性之恶所牵制,在外部压力下,人如何突变成恶魔和奴隶的全部过程。那个外来的铜匠,最初被当做道具和策略,用以临时扮演吕老师。临走时,校长给他几本书,告诉他“有教无类”。原本,校长觉得这种启蒙的星火或许可以唤起一个底层者向上的心智,但最终,却意外点燃了底层中最恶毒的部分。他没有变得如同人们想象中的知书达理,却愈发虚伪、贪婪、狡黠又残忍。当他得知了自己被戏弄的感情之后,瞬间从温顺又质朴的底层者蜕变成一个狂躁的暴君,他要人们辱骂、殴打与自己有私情的张一曼,进而要求人们把她的头发剃光,而他赖以实现这份暴虐又可以恣意妄为的,不过是因为他攥着所有人的把柄,他借由权力系统和他人的枪,让理想主义的校长操持起剪刀,让老实本分的裴魁山喷吐出最恶毒的脏话,他瞬间毁掉了一个女人的尊严,让原本活泼开朗的张一曼遁入疯癫。
在这个过程中,热血的周铁男第一次见识了子弹的呼啸,他曾经的强硬瞬间瘫软,迅疾转变成一个比其他人更圆滑和奴性十足的帮凶,他让自己变得麻木又刁蛮,自嘲着过去的幼稚,并给自己的转向寻找借口与合法性。所以,未经严酷考验过的人性光辉,都是表演。而那表演往往一击即溃。
他们每个人都曾阳光又上进,如今都变得面目可憎,如同画皮蜕掉了伪装。最初,这群人不过都秉持着美好的初衷,但却引发了最悲剧的结尾。
裴魁山求爱,想要一段纯洁又正常的爱情,却被羞辱,与爱慕者反目成仇;美国人捐款为了改变中国积弱的乡村,但最终陷入一场混乱的骗局以一塌糊涂收场;张一曼想要一段无拘无束的生活,最终却成为了疯子;校长想启蒙一个孩子,却意外塑造了一个暴徒。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呢?那个美国慈善家说的一句“不可思议的中国”,这句苍白的慨叹却成为了最精准的诠释。
最终,一切是被一个外部力量打破的,一个粗蛮的无产者——铜匠的妻子,以维护个人私利作为目的,却意外导致了一场系统性阴谋的破产,它成为了一道微妙的隐喻,有关革命行为和正义行为的初衷,或许不一定具备多么宏大的缘由。而有些阴谋被拆穿,有时却也因为偶然。
当所有人都走向自己厌恶的反面之后,一直笃信改良的校长的女儿也对一切丧失了信心,她成为了革命者,而最终,校长仍然是校长,学校也仍然照旧运作,即便以人命作为代价,一切也似乎从未被真的撼动,这才是最深邃的悲哀。
这个故事中,有两个隐匿的角色:那头驴和从未出现过的学生。前者叫嚷几声,最终被杀掉,而后者从未在场。他们像漂浮的幽灵,无辜又缺席地俯视着这一切荒谬、热烈又虚无的东西,慢慢生发又旋即坍塌。
从故事的荒诞性,黑色幽默的表达方式上来说,这部毫无明星,制作又谈不上多么精良的电影总让人想起那部陈建斌导演的《一个勺子》。只不过后者是个当代故事,而《驴得水》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但其中那些人心人性中的荒芜和残忍,某些系统性的冷漠和麻木却跨越时空达成了一次微妙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