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P12-24 Lettre à D（法）
我希望你能以最平淡的方式将你的童年讲述给我听。我知道你是在教父家中长大的，他家在海边，是幢带花园的房子，你有一只小狗叫乔克，它总喜欢把骨头埋在花圃里，之后就怎么也找不到了。我还知道你的教父有一台收音机，每个星期都要换电池。我知道你总是骑着你的小三轮车冲下台阶，就这样经常弄坏小三轮车的车轴；在学校，你用左手握笔，因此，你把两只手垫在屁股底下，就是为了抗拒试图强迫你用右手的老师。你的教父很有威信，他说老师是个笨蛋，并且到学校粗暴地把她打发了。我于是明白了，为什么严肃和尊重权威这一类的事情似乎总与你有些格格不入。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解释我们从一开始就形成的默契。我们之间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可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仍然能够感觉到，我们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一种很特别的伤痕--这就是我谓之为"根本经验"的东西：一种不安全的经验。甚至你我的这种经验究其本质也是有差别的。但这不重要：对于你我来说，它都意味着我们在世界上没有既定的位置。我们只有自己为自己打下的一小方天地，我们只有承担自己。是在后来，我发现比起我来，你对此更有准备。
自你童年时代开始，你就一直生活在不安全之中。你的母亲很年轻就结了婚，丈夫旋即在一九一四年去了战场，她便孤身一人。四年后，丈夫从战场回来，残废了。好几年的时间里，他都希望能够重新过回家庭生活，最终却还是去了军人疗养院。
从照片上看来，你的母亲和你一样美，她自然会有别的男人。其中的一个就是被当成"教父"介绍给你的人，转遍了世界之后，他在海边的一个小城市过着退休生活。你母亲带上你和他共同生活的时候，你大约四岁。但是他们的关系没有能够维系下去。两年以后，你母亲走了，留下你和教父，你的教父很宠你。
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母亲经常回去看你。但是每次探望都以尖锐的争吵结束，一个是你母亲，另一个是你称之为"教父"，却更多地把他当作真正的父亲来看待的人。每个人都希望你站在自己的一边。
我能想象你的惶恐和孤独。你一直对自己说，如果爱就是这样，如果夫妻就是这样，那你情愿一个人生活，永远不要爱上别人。而你父母间的争吵主要是为了钱的问题，所以你对自己说，爱情只有在与钱无关的情况下才是真正的爱情。
从七岁开始，你就知道不能相信大人。不能相信你的老师一一你教父认为是笨蛋的那个人；也不能相信将你视作人质的父母；当然还有那位牧师，他到你教父家来做客，开始攻击犹太人时，你对他说：“但是，yesu就是个犹太人！”“我亲爱的孩子，”他反驳说，“yesu是shangdi的儿子。”
在大人的世界里，你没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你必须强势，因为你的世界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我总是能够感觉到你的力量，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你深藏的脆弱。我喜欢你那种被克服的脆弱，欣赏你脆弱的力量。我们都是在不稳定和冲突中长大的孩子。我们注定要彼此保护。我们需要借助彼此，共同创造一个这个世界原本拒绝给予我们的位置。但是，为了这个，我们的爱情必须也是生活的契约。
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表达过这种感觉。虽然一直以来，我的内心深知这一切。我感觉到，你也明白。但是，要等我们所体验到的这些能够在我思想及行动的方式中开辟一条道路，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年底，我们不得不分离。我的家庭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要到我二十五岁，战争结束，我才能再次见到我的家人。然而，我的家庭
和我曾经的祖国一样，都已经变得如此陌生。我早就决定和家人待几个星期后就回洛桑，但是，你那时应该是很担心的，生怕家庭拽住我，不放我。我走之前的最后两天，有一位朋友把他的房子借给我们。我们有了一张真正的床，还有一个厨房，你为我准备了一顿真正的饭菜。我们一起去了火车站，我们俩都没有说话。今天回头去想，我们应该就是那天订的婚。我早有准备，为了这个时刻。在火车站的站台上，我从口袋里拿出应该归还给父亲的金表链，将它套在了你的脖子上。
在维也纳的日子里，我有一间大客厅，客厅里有一架三角钢琴，一个书架，还有几幅画。早晨我就把自己关在客厅里，然后悄悄地出门，在古城的废墟间兜来兜去，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我才和家人在一起。我重写了文集的第二章《审美对话，快乐与美》，我在读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我不能保证是这个书名一月底，我对母亲说我要
“回家”，回到洛桑的家去过生日。“那里到底有什么让你魂不守舍的？”她问我。我说：“我的房间，我的书，我的朋友，还有一个我爱的女人。”我只给你寄了一封信，描述维也纳和我家人的精神状态，暗自希望你永远也不要与他们遭遇。就在这一天，我给你发了封电报：“最亲爱的，星期六回。”
我想，那天我回去的时候，你应该已经在我的房间里了。我的房门锁用小刀或发夹都能打开。那是二月，烧木头的小炉子已经不能用了，唯一取暖的方法就是待在床上。如此清晰的记忆告诉我，我有多么爱你，我们有多么相爱。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们计划结婚。对于婚姻我有一种原则性的、观念性的偏见。我认为婚姻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固有习惯；是将一种关系法律化和社会化，一种原来仅凭爱情将两个人联系在一起，完全没有社会性的关系。面对两个人的体验和情感，法律关系会产生自我管理的倾向——甚至法律关系是将自我管理当成使命来完成的。我也一直说：“什么能够证明，在十年或二十年后，我们历经变化，而这种生活的契约仍然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呢？”
你的回答令我无法抵挡：“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合在一起，打算度过一生，你们就将两个人的生命放在一起，不要做有损你们结合的事情。建构你们的夫妻关系就是你们共同的计划，你们永远都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加强、改变，重新调整方向。你们怎么做，就会成为怎样的人。”——这几乎就是萨特的哲学。
五月，我们达成了基本的决定。我通知了母亲，让她把需要的文件寄来。作为答复，她仅仅寄来了一份我俩的笔迹鉴定书，说我们的性格不合。我还记得五月八号那一天。母亲到了洛桑。我们决定一起去她住的饭店找她，下午四点。
我上去告诉母亲你也来了的时候，你就坐在大厅里。她躺在床上，手里握着一本书。“我是和多莉娜一起来的，”我说，“我希望把她介绍给你认识。”“谁是多莉娜？”妈妈问，“我和她有什么好认识的？”“我们很快要结婚了。”妈妈勃然大怒。她搬出一切理由反对这粧婚姻。“她在下面等你，”我说，“你不愿见她吗？”“不。”“那我走了。”
“来，我们走吧，”我对你说，“她不愿见你。”你几乎还没来得及收拾一下的时候，我的母亲，那位贵妇人，从楼梯上走了下来，叫道：“多莉娜，我亲爱的，认识你我是多么高兴啊！”你高高在上的自如与她故作姿态的高贵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是多么为你在这位贵妇人面前的表现而自豪啊！她可是一直在洋洋自得地夸耀自己给儿子的教育呢！同样，我是多么为你在谈及钱的问题时所表现出的蔑视而自豪，对于母亲来说，这可是能够为我们的结合制造严重障碍的事情。
现在，所有的一切或许变得简单起来。地球上最光彩照人的生灵已经准备好与我分享她的一生。你受到我从来没有进人过的“上流社会”的邀请；朋友们都很羡慕我；当我们手拉手走在一起，男人总是转过身来盯着你看。为什么你要选择这么一个一文不名的澳洲犹太小子呢？在纸上，我能够说清楚一一举出赫洛和勒安得尔、特里斯当和伊瑟、罗密欧和朱丽叶的例子一爱情是两个主体彼此沉迷，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描述的，也没有什么可社会化的地方，它可以抵抗住社会强加给主体的角色和镜像，可以抵抗住所谓文化的归属。我们几乎可以把所有的一切放在一起，因为开始时我们几乎一无所有。只需我愿意再继续经历一直以来我所经历的一切，只需我再多爱一点，你的目光，你的声音，你的气味，你细长的手指，你穿衣服的方式，你的身体，你的一切，未来就会向我们张开怀抱。
只需如此：你为我提供了逃避自我的可能，在“别处”一你是这里的特使一安顿下来。和你在一起，我现实的那一面就可以放假了。你是使得现实“非现实化”的添加剂，包括我在内的现实，七八年以来我一直通过写作着手创造的现实。对于我来说，是你把一个充满威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只是一个非法存在的逃难者，在这个世界里，我的未来从来没有能够超过三个月——暂时放置在一边。我再也没有回到地面上的愿望。我在一种美妙绝伦的存在中找到了避处，我不愿意它被现实追赶上。想到婚姻现实的那一面，在我内心深处所拒绝的，正是它有可能回到现实这一点。现在想来，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一直拒绝存在。在很多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努力帮助我承担我自己的存在。你的努力，我想，从来没有停止过。
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可以解释我面对婚姻时的犹疑。理论的，观念的，能够使这份犹疑得到更为理性的阐述。但是最重要的正是我才写下的这一点。
于是，我不太起劲地办理起婚姻所要求的行政手续。其实我应该意识到，在你的脑海里，婚姻和我们结合的所谓法律化、社会化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意味着我们确确实实地在一起了，意味着我已经和你签署了生活的契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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