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P36-47为了支持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间孟戴斯•法朗士的总统竞选，《快报》成为一份日报。然而又再次从日报变回周刊后，像我这样的一批日报记者，倘若不能在改版后的最初几期新刊物中证明自己，就有可能被裁掉。我记得自己写了一篇关于太平洋领域势力共存的文章，举到了艾森豪威尔三年前的一篇演讲，在演讲中，他历数了美国和苏联的相似之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能够在《快报》签署真名。让-雅克•塞尔文•斯科雷贝尔①却提到我的这篇文章，并视其为这方面的杰作，他总结道：“终于有个人真正知道资料的价值。”大家都说我们，你和我，是不可分割的，“近乎强迫症一般，彼此关注”，后来，让•达尼埃尔如此写道。而我的《文集》写作也就在这几个星期宣告结束，此后不久，我们又在学士街找到了一小套房子，虽然房子的条件很糟糕，可租金却低得令人吃惊。我们所期待的一切仿佛都要一一实现了。
我在别的书里曾经谈到过，萨特收下了我交给他的那一大堆练习簿纸页。我那时已经明白，而且从开始时就明白：这部手稿是找不到出版商的，尽管有萨特的推荐（“您高估了我的能力”，他说）。你又成了我阴郁心情的见证，接着我又逃回了以前的过程里：我开始写一篇摧毁性的自我批评文章，后来它成为我下一本书的开头。
我曾经想过，你如何能够忍受我在这项工作上的失败，而且这是一项自你认识我以来，我就投人了所有精力的工作。如今，为了能够摆脱，我又埋首于一项新工作，鬼知道这项新工作还要占据我多少时间。但是你既没有表现出困扰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不耐烦。“你的生活就是写作，所以写吧，”你重复道。仿佛你的使命就在于巩固我的存在。
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小房子吸引了不少来访者。你又有了自己的朋友圈，他们会在傍晚过来喝上一杯威士忌。一个星期，你会组织好几顿晚饭或中饭。我们住在世界的中心。我们的朋友既是同行，同时也是信息的提供者，几个圈子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例如南斯拉夫的外交官布兰克，他就既是我们的朋友，又在工作上和我们有很多往来。开始时他是南斯拉夫信息中心的负责人，他们的办公室在歌剧院街，后来他成了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一位秘书。
多亏了他，我们得以结交一些非常重要的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知识精英。
你有你自己的圈子，你自己的生活，不过同时你也一直陪伴着我，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们第一次和海狸①、萨特以及《现代杂志》的“一家人”度过圣诞前夜时，萨特就已经非常注意你，看到你带着一贯在大人物面前所表现出的漫不经心的自在回答他的问题，很显然他非常高兴。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还是再晚些时候，他的一位朋友警告我说：“我的小G，你可得当心了。你的妻子越来越漂亮。如果我决定追求她，我一定无——法——自——控。”
是在学士街，你完全做回了你自己。你改变了英国小女人的那种嗓音（然而像简•伯金那样的人，她们却是在不断滋养这样一种嗓音），你的嗓音变得更为稳重、浑厚。你还削薄了你那一头美妙绝伦的头发。你只保留了一点点英国口音。你喜欢贝克特、萨洛特、布托、卡尔维诺和帕韦泽的作品。你到法兰西学院去听克洛德丨列维-斯特劳斯的课。你想学德语，还买了学习用的书。但是我阻止了你。“我不希望你学习这门语言，哪怕一个词都不要学，”我对你说，“我永远都不会再讲一句德语的。”你能够理解一个澳洲犹太小子的立场。
在法国，也包括在国外拟就的所有报道，几乎都是我们俩一起写的。你让我意识到了我自身的局限。我永远忘不了在格勒诺布尔与孟戴斯•法朗士共同待过的三天为我上的那一课。这是我们第一批报道之一。我们和孟戴斯一起吃饭，访友，和他一起会见当地的要人。你知道，与此同时，我很快就要和法国工人民主联合党的斗士会晤，在他们眼里，格勒诺布尔的那些大老板根本不能够代表所谓“民族的活力”。你坚持发稿前一定要先把文章给孟戴斯读。为此他非常感谢你。“如果你发表了这篇文章，”他对我说，“我可能就再也不能踏上这座城市的土地了。”他似乎并不生气，反而觉得有趣，仿佛他觉得，在我这样的年龄，处在我这样的位置，出于政治现实，我情愿选择激进主义。
在那一天，我意识到，你比我更有政治意识。你能够发现我发现不了的事实，因为我很难将现实和我的文字对应起来。我变得谦虚了一点。渐渐习惯在发稿之前给别人看看。我非常重视你的批评意见，虽然我喜欢低声抱怨：“为什么总是你有理！”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夫妻关系的基础也经历了改变。我们的关系成了一张滤网，我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都要经过这张滤网。我们的关系有所改变。原先，因为我专横的一面，很长时间以来你都被我吓住了；对于你不能掌握的理论知识，你不敢发表意见。渐渐的，你不再听凭自己被我影响。不仅如此：你反对一切理论建构，尤其反对所谓的数据统计。你说，统计数据只有在被阐释时才具有意义，因而它们根本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阐释却根本不是以数学性的精准为目标的，虽然统计数据觉得自己的所有权威性正来自于此。我需要借助理论来梳理我的思维，我反驳你说倘若思维没有清晰的结构，它就有可能坠落在经验主义和琐碎无谓里。你则回答说，理论总是有成为枷锁的危险，会妨碍我们看见随时都在改变的现实的复杂性。我们就这个问题讨论过十几次，并且都很清楚对方会怎样回答。讨论更像是游戏。但是你玩这样的游戏已经非常拿手。你无需认知科学作支撑就很清楚，如果没有直觉和情感，就无所谓智慧和意义。你的判断要求有真真实实的经验基础，是可以沟通的，而不是可以论证的。判断的权威性姑且让我们称之为伦理一应该是无需辩论就可以成立的。而所谓理论判断的权威性却会因为没有能够在辩论中占上风就立刻土崩瓦解。我的“为什么总是你有理”没有任何别的意思。我想，比起你需要我的判断而言，我更需要你的判断。
我们在“学士街”的时光持续了十年时间。我不是想要描述这两年的时光，我所想做的，只是分离出其中的意义：我们的共同活动越来越多，而同时，我们却也越来越清晰地勾勒了自己的存在。这种趋势在后来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你一直比我要更像一个成人，而且越来越成熟。你在我的眼神中分辨出一种孩子般的“无辜”；你原本可以说我“幼稚”。而你在不断成长，并不借助所谓的教义、理论或者思想体系，你不需要借助这些心理上的补形术。我需要，是因为我要在知识分子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即使我对此也产生怀疑。正是在学士街，我完成了《文集》的四分之三内容，还有后面三本文论。
《叛徒》于一九五八年出版，在我交稿十八个月之后。就在我把手稿转给瑟伊出版社二十四小时不到的时间，你接到了弗朗西斯^让森的电话，他问你：“他现在干什么呢？”“还在写，”你回答道。你已经明白，让森准备出版我的这部手稿了。
你经常说，这本书的写作改变了我。“结束这本书之后，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我想你错了。并不是写作这本书改变了我，而是生产出一个可以出版的文本，并且看着它出版。它的出版改变了我的处境，给了我在这个世界的一席之地。它让我想的变成现实，一种超出我的意愿的现实，迫使我不断重新定义自己，不断超越自我，这样才能够避免成为他者之镜的囚徒，避免成为他者之镜里的那个固定形象，避免成为客观现实之外的另一个人，一个成果。文学的魔术：就在于我描述自我，在拒绝存在中写作的同时，它让我得以进入存在。这本书是我拒绝的成果，它就是拒绝本身，然而它的出版却阻止我在这拒绝中坚持下去。这正是我所期待的，只有出版能够让我得到：我不得不更深地介入，这是我在孤独的意愿中做不到的，我也不得不向自己不断提出问题，不得不追寻我一个人无法定义的结局。
因而，倘若仅仅是写作的过程中，书是无效的。只有随着它让我遭遇各种可能性或是始料未及的其他人时，它才渐渐变得有效。例如，在一九五九年的时候，它似乎就变得有效起来，那是让-雅克，塞尔文，斯科雷贝尔发现了我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才能之后：我不再只操心“外面”的事情。写作活动也能够担负起向他人介绍的责任，担负起物质世界的重量。《衰老》则是我向青少年时代所作的永别，是我的放弃，放弃德勒兹-伽塔利后来所谓的“欲望的无休无止”以及乔治，巴塔耶所谓的“可能性无处不在”，这种放弃只有通过对于所有限定的根本拒绝才能够达及：想要什么也不是的愿望与想要成为一切的愿望彼此混淆。在《衰老》的结尾，是这样一段自我勉励：“必须接受结束，必须接受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别的任何地方，是在做这个而不是别的什么事情，现在，永远，永远……必须接受这份生活，唯它而已。”
直到一九五八或是一九五九年，我才意识到，在写作《叛徒》的过程中，我并没有清算自己的欲望，“什么也不是，毫无意义，完全沉入自己的内心”的欲望，“无法客观化，无法定义身份”的欲望。我已经充分意识到，所以可以记下这样的话：“关于自己的这段思考必然确认和延长（关于生存的）基本选择，因而也不能指望基本选择还能够得到修正这不仅仅是因为关于自己的思考并没有把我卷入进去，更是因为我没有真正介入关于自己的思考。我决定用第三人称写，以避免成为自己的同谋，或者说避免取悦自己。第三人称让我与自己之间保留一定的距离，它让我能够树立一种中性的、编码式的语言，能够为自己的存在和运转方式画下一幅近乎诊断性质的肖像。这幅肖像往往是残忍的，充满了嘲讽。我避免取悦自己，却掉入了另一个陷讲：通过残酷的自我批评来取悦自己。我就是纯粹的、无形的目光，与这目光所见的东西完全不搭。我将把所能够了解的自己转化为关于自我的知识，如此一来，我永远无法与自己取得一致，我只能把自己当成他者来了解。这本文论一直在不停地肯定这一点：“瞧，我比我自己更高一筹。”我需要向你解释这一切，因为我的这种态度能说明很多事情。
只是快速地看过《叛徒》的校样。自己的文章一旦印成书，我就再也没有重新读过。我讨厌使用“我的书”这样的字眼：从中我看到的正是一种虚荣的特质，正是通过这种虚荣，主体会洋洋得意地吹嘘别人所赋予他的品质，殊不知这恰恰说明他已经成了他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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