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我与流沙河先生交往的30年 上
作者：黄微
一眨眼哪，流沙河先生就85岁了？！
30年前我在成都的很长一段时期，天天往他家跑，蹭吃蹭喝蹭知识、当“跟班”。他是我绝对信任的长辈、非常友好的朋友，别人尊称他是“蜀中大将”、“天府奇才”、“著名诗人”，但在我眼里，他是一位快乐而真诚的伯伯——我亲爱的沙河伯伯！
伯伯曾对我说：要不是你问，很多事情我都不会说的，有些事情，连和我很熟悉的人都不知道:比如我这一生最得意的作品，其实是移栽到文联宿舍的那两棵树，人家说我可以去挂个牌子叫“流沙河之树”，我不敢，我把它们送给你，你回成都后可以在那两颗树上去挂个小牌牌：“微微之树”！
小学留了三次级
伯伯本名余勋坦，是父母取的。从他上溯，余家四代都是读书人。金堂县余家院子里到处挂着匾额，加起来有30道。伯伯说：“30道！你好生想——我还是个小娃娃的时候，就看到这么多文言文，那是怎样的幸运！”
伯伯的外公是川西乡村一个普通的地主，只生了一个女儿，就把她当男孩养，送她进了乡村私塾。在余小朋友4岁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认识了几百个字。伯伯的父亲读过相当于中专的学校，在那个年代，要算知识分子了。但父母都不在意余小朋友的“长进”，他读小学的时候喜欢手工，削篾条、做风筝、编鸟笼、逮蟋蟀……就把功课耽误了，居然三次留级，父母都一笑了之。“他们平时从不督促我的功课，也不施加压力。”伯伯笑着解释过：“其实，我不是不喜欢读书，就是太贪耍了。”
父母的宽容和慈爱，使伯伯的童年阳光灿烂。他告诉我：“我很感激我的爸爸妈妈，同时觉得对不起他们，没有很好地照料他们。少年时候、青年时候，都没有想到要尽孝道，等我现在想起，‘子欲养而亲不待’了。唉，不说了，走都走了，再说，就惊扰他们了。”
不懂啥子叫“国学”
1949年以前，中国没有“语文”课，小学叫“国语”，中学、大学叫“国文”，课文多是文言文和古代诗歌，伯伯的古文功底，就是那时奠定的。但他不认“国学”。伯伯说：“我不认为这个就是国学，从来不承认。它只是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常识，最一般的常识，国学这个概念大得很，它究竟包括些啥子，我也搞不懂，我心中惶恐，愧不敢用。”我问：大家盛赞你对正体字的研究和传播，那不算“国学”？伯伯说：“你读了我的书就知道，我希望回到正体字，不用那个简化字。正体字不是繁体字，你要明白。”我说：“你又没有送我书，我咋个读嘛？”他笑道：“算了算了，你读也读不懂，你兴趣不在这里！”我说：“我爸说你在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凝聚全球华夏儿女有大贡献，赛过那些来去匆匆的政治家，会历千年而不朽。”伯伯哈哈大笑：“我遭不住！我遭不住！不要吓死我。我就是会摆点儿龙门阵，千万不要拿这个话吓人家。你要听我的，不要听你爸爸的。我跟你爸爸那么好的朋友，我不好骂他；你是你爸的乖女儿，你可以骂他，声讨他！喊他不要吓人。”
本是流沙误成河
余勋坦同学读中学的时候就在报纸上发文章、发诗歌，最初的笔名是“流沙”，取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1950年，伯伯翻阅抗日战争时期的刊物，发现40年代就有一个写诗的人叫“流沙”，人家是前辈，自己再用这个名字不合适，当时也没怎么考虑，就加了一个“河”字当笔名。我说：我一直以为你是从《西游记》来的呢！伯伯回答：“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读过《西游记》，如果读过，绝对不会取这个名字——那河里头尽是妖怪，太吓人了！”
在工作单位《川西农民报》，伯伯用的是本名，但领导和同事只记他的笔名，工作证、记者证上，人家都给他填“流沙河”，反而把“余勋坦”搞成了“原名”、“曾用名”。当时他也没有重视，一年后觉得不对，要求改，上面说你的证件、档案都是这个名字，改不动了。1952年底，伯伯从报社到了四川省文联，又去要求新领导改，领导说：算了算了，不要改了。他自己也就没有坚持。1954年，《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坚决和流沙河做斗争》，他大惊，仔细一看，原来是河北省有一条河叫流沙河，经常泛滥，正在治理。这使他觉得这个名字很可怕，但是已经改不回来了。伯伯说：“这一辈子，就弄得这样糊里糊涂的。连一些跟我很熟的人，居然都不知道我该叫余勋坦。身份证上也写的是流沙河。这件事情是我终生的遗憾，尤其是不胜烦恼，因为别人总要问，你咋个取个这个名字呢？我就不好意思解释。恐怕只有死了以后，到阎王爷那里去重新交代，免得阴间的祖先不认我是后人！”
哪种“草木”惹的祸？
1957年，26岁的流沙河在《星星》诗刊第一期发了《草木篇》，一组微型散文诗，通过对白杨、藤、仙人掌、梅、毒菌这五种植物的描绘，抒写自己对人生的观感和思考，因而误犯天条，成了“右派”。我问伯伯：你那个《草木篇》到底有没有影射当时的政权？伯伯说：“怎么会！？那只是针对社会现象，是机关干部群体生活的感受。”我又问：你知不知道是哪一篇犯上了？伯伯答：“我也不知道。弄不清楚，模模糊糊。”我没有再问，但我猜想一定是那篇《仙人掌》——“它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我读过伯伯的《锯齿啮痕录》，写他当右派、下苦力的时候也不忘看书，经常从深夜读到黎明，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我爸爸也是这样。也许，这是他们罹同一灾难的同一根源？
我曾问伯伯当了多久的右派，这次他的答复非常详细，具体到年、月、日、时，那语气中的悲凉前所未有：“确切地说，是二十年又六个小时。实际上还要长一些，在正式下文件前，就被说成是右派了，不过正式宣布处分是1958年5月6日上午九点，正式摘帽是1978年5月6日下午三点！”
历20年又6小时的“右派”劳改之后，47岁的流沙河重返成都。于1979年10月回到了《星星》诗刊复刊后之办公室。从左至右为白航、流沙河、曾参民、陈犀。
我在想，我爸爸当右派的时候干矿工，把身体锻炼得很好，就问他是不是下农场、拉大锯也锻炼了身体？他坚决地说：“不是！绝对不是！那个时候我身体越来越差。文革一发生，我内心恐惧，怕自己被活活打死，怕得很，健康就迅速恶化，其表现就是经常感冒。一个人的身体好不好，主要看他的精神，如果精神时刻处在最最不安的状况中，无论如何也好不起来。”
“著名诗人”很讨厌
1978年，47岁的流沙河“右派改正”后回到成都。我印象中他是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大家也都这么说。但他告诉我：“什么都不是。我回来的身份是《星星诗刊》编辑；到80年代中期，四川作协从省文联独立出来，我的身份变成‘驻会作家’，又叫一级作家。但是我要给你讲真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定的，全部机关干部的职务里面，没有所谓一级作家，这是作家们的自我感觉良好，实际我的身份就是创作员。其他那些作家，我想也是。硬要说自己是一级作家，那是迷恋虚荣。对号入座，我只能叫创作员。”至于那个“官衔”，我查了四川省《组织史资料》，1985年12月省作协第三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作协副主席的，的确有他，不过他根本没有出席那次会议。我问他为何不承认？伯伯说：“那就是个虚名。”
他厌恶的不仅是官职，还有某些尊称。“我很厌恶‘著名诗人’这种称呼，中国作协并没有列出某人是著名诗人。我告诉你，中国诗人的叫法确有五等。第一等叫国际知名诗人，就是艾青和臧克家，只有他们两位，所谓国际知名，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至少官方体系这么认为；第二等叫著名诗人；第三等就叫诗人；第四等叫诗作者，连诗人都不算；第五等叫诗歌爱好者，复合称呼，不以个人身份出现，很可笑的。我从来没有说我是著名诗人。又没有民主投票，又没有做统计，你咋个晓得你著名？那能算数？我提过，请把我那个‘著名诗人’删了，他们不允许。其实，‘诗人’两个字，对我已经是最高的荣誉了。你想，当一个诗人是多么的困难，古往今来，那么多写诗写得好的，都没得到过诗人的称呼，连杜甫都没有当成的，草堂叫杜工部草堂，他是工部员外郎。你去看一看李太白传记上面的身份，翰林院供奉。陶渊明是什么？隐士。鲁迅先生旧体诗写得非常好，但是没有人叫他鲁迅诗人。一个人在自己名片上印上诗人然后还‘著名’，这是自我美化，国际笑话。我最多算是‘过气诗人’，因为我不写诗已经26年，哪有写了几首诗就当一辈子诗人的？你骗人家谁呢？我是说的真话。我不要那些虚荣，我这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还要那些称呼来干啥？还看不透吗？！”
新诗乏善古诗美
26年没有写诗？也就是从1989年以后就没有写诗了，这让我很惊诧。伯伯说：“我对所谓新诗没有感情，没有感情！但是我对古人的诗有感情。我这些年开讲座，除了讲《庄子》，就是《诗经》，然后是汉魏六朝诗，然后唐诗，五年多了，每个月一次，从来没有中断过，都是中国古人的诗。现代的诗歌，我连自己的都没有讲过。80年代我倒是讲过，讲的是余光中和台湾诗人的诗。其他人的诗都没有讲过。”
我问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问题：您和余光中先生是君子之交吧？
伯伯先是停顿了一下，忽然笑了起来：“当然是君子之交。1996年他来四川，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后来交往渐多，我也去台湾拜访了他。我把他当成老师，他大我3岁，确实是我的老师。他的诗写得那样漂亮，最有中华韵味，是华人中间写得最好的，第一名。你注意，我用的是华人，不是中国，包括海外华人。”
我觉得伯伯是矛盾的，他口口声声说自己不喜欢现代诗，但是余光中先生写的并不是古诗，他却如此赞赏。我估计，也许是他曾被自己的诗歌搞得焦头烂额、劫后余生，不想提及？又或许是新诗创作走了弯路，乏善可陈，让他由衷认可的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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