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新课程实施以来，我们明显感觉到语文课堂正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也正应了“改革最终发生在课堂上”的那句话。但是，当前依然有不少教师对新课改本质在认识上存有困惑，继而在课堂之上出现了一些形式化、片面化、绝对化的做法。鉴于此，笔者窃以为，撇开一些理念纷争，语文“新课堂”亟需解决的应是三个问题----“为何教”(why)，“教什么”（what）和“怎么教”(how)的问题。下面，我就结合浙江省“南湖论剑”语文活动粗浅地谈谈自己的一些感受。
一问：“为何这样教”(why)
当前，新课改在试验区实践过程中碰到了不少问题，于是就有不少人群起而攻之，认为新课标理想化了，在现实中行不通！其实想想也奇怪，为何我们宁愿花更多时间盯着那“理念”不放，而不愿在实践中去探索验证真理呢？试问，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语文课已不再被学生喜欢，甚至是厌恶的时候，就是没有所谓的“新课改”，我们还能厚颜麻木多久？我想，只要是有理想有觉悟的语文教师，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反省自我，或者说，都会想想“我为什么要这样”站在三尺讲台之上？其实，这是一个关于“我为何这样教”的问题，而能否想到或怎么去想“我为何这样教”，却是困扰教师“如何理解、实施新课程”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教师自身专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从某种角度上讲，“为何这样教”的问题，体现了教师自身对语文新课程理念的个性化的理解，或者说是体现了教师当下个体课堂教学的价值取向。从现实观之，并不是太多的语文教师都在教之前就能思考“我为什么要这样教”问题的，有也多是放在课后反思或评他人课时说说-----为什么我们总是做“事后诸葛亮”呢？然而，现实中的我们似乎更愿意研究“用什么形式教”、“教什么内容”等，似乎这样更容易靠拢“新课程”。于是乎，不少教师以为自己用“新形式”教了就是新课程，教了“新内容”就是新课程。但这样做了之后又引来不少批判！其实，不论是“新形式”还是“旧内容”，从本质上说其本身是没问题的，问题是教师你事先是不是真的将“教”之目的，建立在“如何用语文来促进学生发展”的前提之上；或者说，我们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不是关心使学生作为“人”去更好更快地发展。著名特级教师史绍典就曾说过，“语文，是很本色、很清醇、很生活、很自然、很人性的……；语文，是生活的、生命的、生态的……”可以说，语文教育，就应该流淌着生命快乐的灵动，就应该架设着精神丰韵的崇高。如果说语文教师心中有了这一点，至于如何去做，那就是目标具体化的问题了。其实，古人早已说过“教书育人”这句话，就是要告诉人们别忘了“育人”才是“教书”的终极关怀，只是很多人没从本质上去理解罢了！
这次“南湖论剑”活动所展示的几堂精品课，异地借班上课，毋庸置疑，教师的素质和课堂的精彩都得到了尽情演绎。可是，作为教研活动，我们似乎更想知道执教者“为什么要那样教”，但遗憾的是从教师课后自评来看，执教者似乎更多的是在说“我教了什么”、“我怎样教的”，真正评说自己“为何这样教”的并不多。鉴于此，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教后反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教之前就去想想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教”？如果这样，我们的语文教学是不是可以上升到一个更加理性的层次呢？
二问：“教什么”（what）
也许有人说，“一个教师上课‘为何教’可能不会去细想，但‘教什么’不可能不知道吧！”宁波大学王荣生教授就曾指出，“我们的许多语文课，任课老师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教什么，常常连‘教参这么规定’、‘考试这么出题’这种极为勉强的理据都找不到、对不上。”（《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课》）的确如此，君不见从当前语文界“语文是什么”、“语文课什么”、语文课要有“语文味”等等有关语文本体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就不难发现语文课教的是什么内容了。事实也正因为至今没能给“语文”下一个终极定性，“语文课”就被“编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什么人都可以对“语文课”指手画脚，品头论足！其实，我们无奈之中又能说什么，因为自己连自己是什么都没弄清楚，又能拿什么去驳斥别人的指责？所以，今天才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大声疾呼“语文应找回自己的家园”，“语文教育应有自己的专业理性”等等。
譬如这次“南湖论剑”展示课《爸爸的花儿落了》（小说教学）和《音乐之声》（戏剧教学）。这两篇课文可谓是“语文味”极浓的作品，在教学过程中执教者都将“电影片段”引入了课堂，这有错吗？没有----关键是教师引入“电影”的目的何在？引入后产生的客观效果是什么？尽管执教者都清楚地明白“电影”在此只不过是用来解剖作品的手段，是凸现文本的参照物，可是课上下来后给学生及听课老师的感觉是“电影似乎比文章本身更好看”，这当然也合乎情理，但给人启示是：为什么我们的语文课就不能通过语言本身来让学生体验作品呢？
又如两堂作文教学课：《阅读歌词：让我去追让我去飞》和《短信生花》。作文教学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这里不再赘述，但比较这两堂都是指导写作技法的作文课，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思维启发上前者是教师先提出规律（五种鉴赏歌词方法），然后再让学生选择练习；后者则是教师引导学生从若干语言现象中总结出规律（短信特点等），然后再让学生练习。从两堂课效果来看，明显后者好于前者，有人说是前者在选材上没有贴近学生（都是老歌曲），或许是个原因，但从更深层次挖掘，两者其实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即“演绎思维”和“归纳思维”的不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指出过，中国人一贯讲究的是“演绎思维”，即先拿出规律，然后再按规律去验证现象；西方人更重于“归纳思维”，即他们喜欢在现象中去寻找，然后从中归纳出共性的东西。两种看似都是“思维方法”，孰优孰劣，不分上下。但是，就是这两种简单的“思维方法”，一旦在生活中被演化为习惯、态度，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前者尽管能够短时见效，立竿见影，却不能给人灵动的空间；后者看似费时耗力，但若习惯使然则会开拓出创新的天地。如此看来，语文课堂之上教师思维方法启发的不同，也同样会影响着学生对世界认识态度习惯的各异，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教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而且是一辈子的影响。
三问：“怎么教”(how)
如果说语文教育是一门“艺术”，那么有人认为“怎么教”就是在研究这门“艺术”。其实，严格来讲，现实教学中的“怎么教”还没有真正触摸到“教育艺术”，它只是被一些人异化为“方法、技巧、手段”的东西，而“艺术”却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境界来审视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就说过“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创新”还不是短时期内谁都能修炼成就的。
于是纵观当前语文教研，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更多的人都在关注“怎么教”，而不在乎“教什么”“为什么这样教”了。其实，“方法、技巧、手段”的东西并非不重要，或者说它就能够“短、平、快”地让人接受，而且有时候立竿见影。但须注意的是，方法技巧若想运用自如就务必要建立在深厚的“内功”基础之上。君不见武功道场深厚者，即便是随意一招，都能使对方招架不住，靠的就是“内功”而非“招数”；而我们在观摩一些名家上课时，就会发现他们不经意中引入课堂的平常之物，却能春风化细雨，腐朽变神奇，不见招数，却显艺术，给人予“看似无招胜有招”的享受。反之，有些人刻意地去追求方法的新颖、技巧的不凡和手段的独特，却往往会弄巧成拙，“画虎不成反类犬”，即便掩饰得点水不漏，却让人感觉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次“南湖论剑”活动主办者意在探讨多元文化背景下语文教育的问题（其中包括“教什么”、“怎么教”），所展示的课例有“网络、电影、流行歌曲、手机短信”等，可以说“论剑”活动**迭起，反应强烈，但也在“怎么教”上给我们留下了深层次的思考。
例如教学《两小儿辩日》，教师在课堂上引入“网络”，即将网线接到了课堂，让学生用“百度”搜索引擎查阅资料，可谓手段独特，紧跟潮流。学生也兴趣盎然！可教师让学生查阅的是“太阳离我们远近”的资料，这让人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在教经典《论语》篇章，还是在学“自然地理”？
其次就是“合作探究”的课堂形式。现在是逢公开课必“讨论”，而且还是“小组合作”的，那到底什么样的“小组的讨论”才具有教育价值？我想肯定不是那种追求活动表面的热闹和形式，而忽视对内在过程有效转化和品质提升的“为活动而活动”。本次活动展示课例中《音乐之声》是一堂非常好的课，可遗憾的是教师偏要插上三次“不超过一分钟”的小组讨论，很明显这样的“讨论”是肤浅形式化的、是局限于表层的活动，这让人又不禁要问：难道“新课程”就一定要贴上讨论的“标签”？
再有就是《短信生花》这堂课，教师将短信引入课堂的确是用心良苦，因为现代生活中的人们（主要指城里人）离不开“短信”，我们相信，这位来自上海的老师面对上海的学生一定会让课堂“生花”，但放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所普通初级中学，并想以此来上作文教学，结果还真的遇上了麻烦。教师用了14分钟才好不容易将学生引到“短信”上来。当然，后面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短信”，但主要还是得益于教师牵引使然。如此看来，不同教学手段一定要因人而用，区别对待。如果说放错地方，即便是再好手段也是“虎落平阳”而无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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