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玲珑：如果真的有炸弹

文/江岚 说到中美文化差异，很多人都会提起美国人的“循规蹈矩”和中国人的“随性散漫”。比如开车的风格比较啊，随团旅行的态度比较啊，通常对前者绝口称赞的同时，对后者大加贬斥。 是，我们对于“守规矩”这件事，有时候确实有些浮浪。到美国以后，第一次为自己中国式的小聪明感到羞愧，是若干年前的一个冬天。 那时候，我还跟着我的犹太老板汉肯老太太做进出口生意。老太太每到年底都要去南方过冬，一去至少一个多月。而她家后院里养着的那些宠物，包括一头猪、四头绵羊、一头驴，需要有人喂养。于是那年冬天她走了以后，我就住进了她的房子。按照她临走前的吩咐，每天早上给那些动物喂一大勺饲料。 这个塑料勺子是专用的。也就是说，这里的“一大勺”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定量，如同英文菜谱上的“一茶杯”、“一汤匙”，并非泛指。 没几天我发现动物们清早一见我出现就叫唤，特别是绵羊，“咩咩”地叫得真是可怜，头一天放进去的饲料已经颗粒不剩。于是我断定它们肯定被饿着了，自作主张将每天一大勺改成了两大勺。 当时我不懂的是，只要眼前有食物，动物们就会一直吃一直吃，不会主动停下来的。结果，老太太度假回来的第三天，其中一头绵羊死掉了，兽医说是吃太多之后猛喝水，被活活撑死的。老太太笑着对我说：“是你把它害死的。你们中国人就是太灵活，太喜欢变通，不肯守规矩。” 她并非认真责备我，只是随口一句半开玩笑的感慨而已。可我把这话听在耳朵里，心中却十分内疚。从此引以为覆舟之戒，每当有自作聪明的念头冒出来，必定告诉自己要小心一点，慎重一点。“规矩”被如此这般地定出来是有道理的，不要轻易逾犯，免得造成不必要的恶果，更免得授人以柄，把我个人的行为又归结到什么中国人的“酱缸文化”的劣根性上头去。 到今天的课堂上，“绵羊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年。一进教室，我的学生们便纷纷诉苦，说星期三在教学楼里被困了数小时之久，午饭没得吃，楼里自动售货机里的小点心和饮料被抢了个精光，人人饿得头昏眼花。 我马上说：“不会跑出去吃啊？” “黄色的警戒线把整栋楼团团围住了！”学生们叫起来。“他们叫我们要冷静，要听指挥。” “从那警戒线底下钻过去，跑掉！”我叉着腰，忿忿不平。“要冷静，要听指挥！简直冥顽不灵！要不是那么冷静，那么听指挥，世贸大楼倒塌之前能够逃出来的人不知可以多多少！” 学生们嘴里的“星期三”，是两天前的那个星期三。那天我没有课，中午约了人谈教育交流项目，吃饭的地点和学校方向相反，上午就没去学校。当我优哉游哉地坐在餐馆里吃着羊肉竹枝煲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学校里出大事了。 那天上午10点多钟，我平常上课的教学楼里，出现了一张布告，说有人携带炸弹（或者是枪支），进入了这栋楼。于是整栋楼乃至整个学院被封锁了五个多小时。任何人都必须留在原地，不得随便走动，更不许离开。“紧急情况下要冷静，一切行动听指挥，”警察说，然后他们从一间教室到另一间教室，逐个检查学生们的书包。 美国孩子从小在学校接受的火警应对训练，原则一律是“紧急情况下要冷静，一切行动听指挥”。所以那个星期三上午，我的这些学生们听从指挥，没有跑；若干年前，当世贸大楼遭到袭击的时候，很多很多人也听从指挥，没有跑。结果，世贸大楼里没有跑的那些人，永远失去了脱离险境的机会；我的学生们呢，万幸是有惊无险，今天都还整整齐齐地坐在这里。 然而，那天如果真的有炸弹呢？——这样的假设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想起林嗣环在他的文章《口技》中写到京中那个“善口技者”。他在表演口技的过程中模拟夜半火起的情景是如此惟妙惟肖，于是听众席里“宾客无不变色离席，奋袖出臂，两股战战，几欲先走。”——可见当面临到生命威胁，求生的意志促使人们想要逃开，想要脱离险境，乃是自然而然地本能的反应。既然已经知道有可能潜伏着这样巨大的危险，我不明白警察们当时为什么不立刻疏散所有的人，不明白究竟有什么必要将成百上千的师生困在险地？我问学生们，那天上午你们留在这楼里，你们害怕吗？他们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所以我实在没有办法全盘认同这种“循规蹈矩”，我必须向我的学生们灌输一点中国式的“随性散漫”。然而——我的学生Tony说，他当时也想过要越过警戒线跑出去，可是这么多人都留在里面，他一旦跑出去了，更害怕警察把他当作犯罪嫌疑人给抓起来。 于是我只好叹息了。我们的“随性散漫”有事的确会误事，会添乱，会弄巧成拙，开车不系安全带肯定是危险的，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肯定是不妥当的。条理分明，有板有眼的照章行事，可以简化办事的程序，提高办事的效率。可是，当“循规蹈矩”走到如此胶柱鼓瑟的地步，连一点随机应变的余地都没有，还是一项优点吗？ 想来想去，在中美的文化差异之间，在“循规蹈矩”和“随性散漫”之间，还是“中庸”之道最靠谱，最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