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爱人一点一点往外搬东西,老太太为我们开着门,还是始终面带微笑,就像我们刚搬进来时一样客气、神情低迷,只是这次多了些落寞,似乎要走的并不是只在这里住了不到100天的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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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大学临毕业,我在位于西北四环的海淀桥附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但因为没什么积蓄,只好把住处找在了西五环外的石景山古城。同样条件的房子,这里房租比海淀桥能便宜个五百元左右。
三十多岁的女中介带我们去看房子,敲了半天门,才有一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开了门,她一手扶在门框上,一手拉着门把手,探出脑袋,无精打采地用眼神询问我们的来意。听说我们是来看房子的租客,才开了门,漠然地让进房子里。
中介给我们介绍附近的菜市场、超市、银行、邮局等配套情况,老太太一言不发,好像这房子不是她的,倒是中介的,她也是一位跟着看房的租客。
老太太微胖的身材,灰红色调的宽大T恤,略显老气,略有一点浮肿的脸上透着不均匀的一片一片的红,行动缓慢,精神低迷,刚睡醒一般。虽然从知道我们是租客开始,脸上始终带着客气的微笑,却并无着意推销房子的意思。
那是个大约60平方米的两居室,客厅夹在南北一大一小的两个卧室中间,显得狭小而昏暗。老旧的沙发贴着墙,前面是茶几,再前面是一台足有30吋的老式电视机。房子还算干净,只是说不清哪里,隐隐地散发着一点死气沉沉的霉味。
要出租的是北面那个八九平米的小间,租金每月750元。我们说:“阿姨,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没什么积蓄,工资也不高,您看能不能再便宜点?”
老太太想了大约一两秒钟,表现出了和神情极不相称的痛快:“行,那就650吧。”
我们当即说:“那咱们就这么定了,您看要交多少押金?”
老太太的神情比我们刚进来时舒缓多了,不假思索地说:“你们看着给,多少都行。”随即,又补充说,“不交也成。”
最后还是在中介的主持下,我们交了100元押金,定下了在北京的第一个临时住所。
2
可一星期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富有磁性的男声:“喂,那什么,我是房东,石景山那房子我妈租得太便宜了,现在我做主,房子最少850一个月,家里的水电费都由你们来承担。您看成不成?成就租,不成拉倒,改天过来我退您100元押金。”
这一串话撒豆子一般被扔过来,我只能见缝插针:“当时说好的……怎么一下涨这么多……”
电话那头说:“您说这些都没用,现在租房的行情您也清楚,就我那房子,租您850也不贵,实在不行您另找别家。”学校规定的离校时间在即,不容再找,只好硬着头皮先应下来。
这一通电话后的周末,我们第一次搬了些东西过去。家里还是老太太一个人,很安静,刚开门把我们让进屋子,她就满脸深深的歉意,一边给我们搭把手一边笑着说:“你们别在意啊,那是我姑爷,脾气犟,我们也没办法,这是他爸妈首钢分的房子。我自己的房子在广渠门,为了他们上班方便,和他们换着住。要是我自己的房子,那说好多少就多少,不会变。”
我们一边搬东西一边说没事没事,可老太太接着说:“这样吧,咱别850,也别650了,你们就一个月给750吧,水电费也别全你们承担,我们也住在这里,也该出,就咱们两家分摊。但下次过来签合同,他们也来,别和他计较,按照他说的签,给钱是要给我,到时候还按咱们说的,给750就成。”那天从我们进门,老太太始终一脸歉意的微笑,直到我们出了门要离开时,她还探出身子说:“这事儿真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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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签合同的时候,老太太的女儿女婿都来了,同时来做见证的还有帮我们找到房子的女中介和她的男老板,六七个人使得这个昏暗的小客厅一时间显得无比忙乱,让人觉得站也不对,坐也不对。
老太太的女儿长相清秀,话也不多,女婿看上去二十五六岁,穿着多数销售员那样的深西服和白衬衣,面容俊秀,对中介公司的人爱搭不理,对我和爱人倒挺客气,看上去和电话里的强硬形象判若两人。
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表象。当女中介拿出中介公司拟定的合同要我们签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带来的合同,毫不客气地说:“您这合同咱就算了,也不知道写了些什么,还是签我这个吧,我当律师的哥们看过,保准儿没问题。”
中介讪讪一笑,我们也没有反对。我接过合同正在沙发上看,他突然又说:“你们大学毕业,都高材生,有知识,这下可以好好借题发挥一下。”这个“借题发挥”说得我摸不着头脑,老太太的女儿对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少说两句。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是不乐意我认真看这份实际是从网上下载的粗制滥造的合同。
签完合同,其他人走掉了,只剩下老太太、我和爱人,老太太又一次满脸不好意思地向我们道歉:“你们别介意啊,我那姑爷,首钢长大的孩子,从小不爱念书,就知道逞能。”
3
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知道,老太太实际只有五十多岁,因为身体不好,长期吃药,身材微微发胖,面庞略显浮肿,这才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十几岁。
她原本是房山区的农民,因为征地拆迁,在广渠门补偿了一套七八十平米的单元房。搬进单元房不用再干活了,但闲下来不但没享福,反倒闲出一身毛病,需要长期用药。虽然也有医疗保险,但不够买药,每个月还需要自己添好几百,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平时家里就她一个人,像第一次见到时那样,多少显得有点低迷。老太太曾这样坦然地描述自己有点乏味却又无法改变的生活:“在广渠门的时候还好,虽然也是楼房,可楼上楼下左邻右舍的,都是以前的老街坊,可以说说闲话,串串门儿。到这儿好,像给撂一孤岛上,你谁也不认识呀,找个工作吧,身体又不行,不待家嘛去。最多是附近转转,买点菜,做饭吃饭,公园遛遛,找人打个牌,要么自己在家打游戏。”确实,这大概是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吃饭,出门遛弯,公园打牌,回家休息,醒后不是看电视,就是打游戏,只在老亲戚、老邻居们有什么事时,她才偶尔回一趟广渠门。
如此一来,在古城,我们成了她认识的人中最熟悉、相处时间最长的了,关系很快就超越了房东和租客那种陌生的客气,变得亲切起来。
屋子里死沉沉的安静似乎也渐渐活起来了。有时我们下班回来,她正坐在沙发上兴趣盎然地打游戏,一边忙着手里的手柄,一边笑眯眯地用眼角的余光招呼我们,高兴地说:“你们做点菜就成了,我熬的粥热的馒头都给你们留着呢,菜没留,怕不合你们胃口。”有时侯,给我们留的是冰西瓜:“今儿买的西瓜不错,冰着呢,你们一会吃完饭去吃啊。”
有时侯,看我们吃完饭了,老太太会又兴奋又热情地说:“这一关怎么打都打不过,要不你们来试试?”我过去接过手柄时,她会在一旁笑眯眯地出谋划策,有时候简直恨不得又接回手柄自己打,直到笨手笨脚的我重新把手柄还给她。
然而,她并不在乎我能不能过关,我接过手柄这件事本身已经很让她高兴。所以重新拿回手柄的她,一边退出游戏界面,一边说:“不玩了不玩了,改天再来。咱们看会电视吧。”完全不熟悉游戏的我,问她这是什么游戏,她先是一愣怔,似乎有点诧异,随即马上说:“超级玛丽呀!这游戏好玩着呢,孩子给买的,我打好多年了。你们过去不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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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的小房间里,空调的插头插不上,有天晚上折腾了半天,也没能把空调启动。
第二天晚上下班回家,老太太站在客厅里看着我们笑,我们很诧异。老太太神秘地说:“你们先放下包,今儿给你们一惊喜!”老头(老太太的丈夫)坐在沙发上喝着二锅头,也不说话,只是看着我们笑。
等我们放下包,老太太马上走到小房间的门口,打开门,一股凉气扑面而来,酷暑顿时消散。老太太说:“怎么样,凉快多了吧?今儿你叔叔找人修了一下插孔。天儿热,你们不用再遭罪了。”
4
老头年龄和老太太差不多,个子不大,然而身体健壮,看上去也就四十来岁,这使得他和老太太作为老两口站在一起时,给人感觉有点奇怪。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老太太介绍说“是你叔叔”,我们吃了一惊。
他在广渠门一个停车场上班,照看车辆,大多时候是晚班,下午三四点出门,第二天一早回家。停车场离他们广渠门的家不远,但是从古城坐公交车过去,要两个多小时。老太太说:“以前跟他们是住在一起的,可是房子太小,不方便。为了孩子们上班方便,只好我们搬过来,你叔叔来回跑。还没到退休年龄,主要是挣点零花钱,补贴我的医药费,自个儿也攒攒养老金。”
因为工作的缘故,老头和我们同时在家吃饭的次数并不多,但吃饭必喝二锅头,常常一喝就高。平时话不多,喝酒之后总会颠三倒四说点什么,但这时候,他那口本来就不容易听真切的北京话,鼻音和儿化音就更重了,说的话像是一团语言的浆糊。
因为喝酒,老太太没少说老头。每次被老太太数落的时候,老头就在一旁笑眯眯地听着,偶尔嬉皮笑脸地反驳一句。有一次,老头喝完酒,听完老太太的数落,回房间睡觉去了,老太太说:“这人没心没肺,前些年过马路,直接被车给撂倒在当街上,没等别人反应过来,他一骨碌站了起来。司机吓得脸都绿了,下车问他怎么样,带他去医院。他自己说没事没事,一人回家来了。你说这有个什么事,事后还找谁去?也得亏他身体好。”
就这样,我们越来越熟,老太太对我们无话不谈。常常是我们下班回来,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听老太太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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