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生病总是一场不愉悦的体验。在年少的时候，更是如此。就像列车才刚刚驶出车站，旖旎风光在即，却突然驶入了无边无际的迷雾，再出来，前方的风景都不一样了。
从2007年起，我就习惯了腹部皮下连接着一个BP机一样的仪器，它的两端是装着药物的电动马达，由一根60cm长的细导管连接着。直到现在，我半夜醒来还是会下意识地伸手去确认它的存在。
正是因为有它，我才实现了正常地工作、生活，以及做一个母亲的夙愿。
1
1998年3月，连续两天的低烧后，我的身体就变得和往常不一样了——极度口渴，体力不支。
夜里口渴、喝水、起夜，循环往复直到天明，第二天早晨，再精神萎靡地上学去。教室在三楼，我不能轻松地走，只能抓着扶手，很用力地爬。
白天的口渴依然是无穷无尽的，趁着老师们转身写板书，我得赶紧低头喝水；放学回家走20分钟的路，我手里还要端着灌满自来水的饭盒，不敢多喝，怕喝完了，后面的路就走不动了。
那时候，身体就像是被烈日炙烤了许久的荒原，水只要一流入，就会瞬间消失。我疲惫、焦虑、绝望，对自己的忍耐几近极限。
我的异常表现，很快就被屋前屋后的大人们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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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李家嫂子以前在田里干活，一会儿就要喝掉一热水瓶的水，她是得了糖尿病，你们也带孩子去看看吧。”听婶婶这么说，我的父母这才惊觉起来，马上带我去了镇上的卫生院。
粉色的试纸浸入尿液，两三秒后就变成了黑沉沉的一块。医生的嘴往下撇了撇，又开了一台机器，一张小纸条上显示：尿糖四个“+”。
“情况不太好，你们抓紧去市医院吧，她尿糖很多。”医生认真地说。
几天后，市级医院的化验结果出来了。我的c肽数据很低，医生说，是因为胰岛β细胞分泌功能缺失，导致血糖水平大大超出了正常标准。
13岁，我就成了一名确诊的一型糖尿病患者。
2
起初，我并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个终身疾病。
初夏的一天，父亲骑车接我放学回家，绕过风景最为秀雅的一个转弯时，我抓着他的衬衫，犹豫了很久还是问了：“爸爸，糖尿病看得好吗？”父亲有些迟疑，“嗯，吃点药，应该慢慢就会好了。”
我没有接话，在那春夏之交的暖风里，心里的忧伤和快乐混杂着——“我病了，但爸爸说，是可以看得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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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告诉我们，胰岛素要靠皮下脂肪吸收，腹部的吸收最稳定。他给我们做示范，“用酒精消毒好，连着脂肪捏起一块皮，小姑娘比较瘦，针头可以斜45°，你们来试一试吧。”
我没动，站在一旁的父亲只好紧着手脚，按照要求给我打针。医生觉得他没问题了，可母亲却嫌父亲笨手笨脚的。可针到了她手里，她的动作也僵硬了，针头扎进去，她直叫，“不行，不行，我打不下去！”
再拔出来，针头已经歪了。我刚生病的时候情绪很坏，哭着责怪她。
三四个月后，我捏着自己的肚皮，手抬起，落下，抬起，又落下，鼓起勇气给自己打针。针头是一次性的，很细，为了给父母省钱，我暗地里循环利用几次才会换新。多次使用的针头有磨损，把握不好扎到了肌肉或是血管，会很疼。
一天，父亲从外面回来，谨慎地说：“以后处理针头得注意点，今天环卫工人路过，怀疑我们家附近有人吸毒。”他苦笑着，而我却没有说话。
我一生都离不开胰岛素了，和那些靠毒品续命的瘾君子，又有什么不同？而这个事实在心里落地的过程，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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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后后一年的时间里，我的家人们尝试了很多“办法”。
奶奶带我去庙里拜佛，佛祖的金身高高在上，奶奶磕头，嘴里念叨：“保佑我家孙女身体健康，阿弥陀佛”她起身叫我，“来，摸一摸柱子，好灵的。”
外婆冒着盛夏毒辣的日头，拔了许多 “节节草”，精心晒干熬成汤药给我喝。她听说古人就是用这个来治疗“消渴症”的。
在一个雾气深重的冬日凌晨，我跟着姨母去拜访了一个传说治愈了很多不治之症的神医。
还有一次，父亲在一张报纸上看到小诊所打出的“糖尿病从此不愁”的广告，和母亲商量了一宿，第二天就带着我，问着路去看病。“万一有用呢，不去就错过了，去看看，大不了花点钱。”母亲说。
我盲目而服从地跟着那些爱我的人，把治愈糖尿病的希望消磨在那些稀奇古怪的尝试中。然后最终，大家一起接受现实。
我明白，意外来得太突然了，大家的种种探索和尝试，都只是为了爱而寻求自我安慰和心理修复罢了。
3
十几岁，容易敏感的年纪。在学校，我成了一个特殊的学生。
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结束，同学们就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打饭。而我一个人落在后面，穿过小路走进食堂的后门。先从蒸饭箱里拿出父亲隔夜为我准备好的不加糖的菜，再走到食堂阿姨那里，盛上一两米饭。
隔着打饭的小窗，一个个洋碗被闹哄哄的人群依次递进来。我站在里面，非常扎眼，一些大大咧咧的男孩子见状，会脱口而出：“你好舒服呀，都不用排队的。”
他们羡慕我,而我，更羡慕他们。
班里的同学分零食，我犹豫着要不要接下时，身边一个声音响起：“你又不能吃，这个是甜的，你有糖尿病的呀！”那一刻，我的手就像被火烫了一样缩回去。是啊，我有糖尿病。
我想尽量让自己不那么特别，有时甚至会逞强。一节数学课上，我的低血糖犯了，握笔的手已经开始发抖。恰巧，不知情的老师要抽我到黑板上去做题，我起身含糊道：“老师，我低血糖犯了。”
他满脸疑惑，把头往前伸了伸：“什么？”我没有再重复，撑着发虚的身体走到讲台上，使劲地握住粉笔，把字写得歪斜又潦草。
老师宣布下课的时候，我已经大汗淋漓，可心里如释重负“还好，今天没有当众晕倒。”我是多么地讨厌别人对我特别“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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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得病的消息，也早就传遍了整个村子。
我们一家人晚饭后在村里散步，经过别人家门口，洗衣服的女主人就会叫住我母亲：“啊呀，林娟，你女儿现在怎么样了？真的是糖尿病啊？”
“医生是这样讲的，我也是想不通……”母亲说着说着就变了声音。
“怎么会这样，小姑娘读书这么好，真是作孽。”然后，那种灼热的同情目光就会转投到我身上，怎么都避不开，甩不掉。
等我也长到了也可以去关心别人的年纪，却不擅长说安慰人的话了。
每当我要开口的时候，就会羞愧而不安，生怕自己的言语过于轻巧，除了能表现自己的善良外，并不能起到丝毫安慰对方的作用，反而会再一次聚焦。
那种感觉很难受，我是知道的。
4
九十年代末，和我一同候诊的大多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当他们得知我也是糖尿病人，总是显得很惊讶。直到两年后，我才遇到了第一个同龄的病友，金雯。
金雯是高考前得的病，她父母想把钱留着给她看病，就一直没有买房。后来金雯结了婚，因为身体支撑不了40周的妊娠期，打了两次胎后，还是离婚了。现在，她和父母住在老旧的公房里，养着宠物狗作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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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的时候，为了买便宜些的血糖试纸，在网上认识了另外一个病友，艾米。
她大我三岁，在大学里得的糖尿病，合并甲亢。这个北京姑娘，能干又爽直，能直接跟经销商砍价，在我们病友的论坛里小有名气。一开始，我在网上跟她说起自己的血糖难以控制，她要了我的手机号码，立马就打了长途过来。一口热络的京片子，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
如果说金雯是透着悲观的，那么艾米就是常喜乐。她热情又奔放，偶尔冒出一点儿悲观情绪，是真的，却能让人不当真。
2006年，我参加了一次病友聚餐。最小的是一个5岁的男孩，最大的是一位高校教师，一个40多岁的单身汉。而座上的大多数，都是像我这样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我们在包厢里坐满了一大桌。饭菜上来，大家纷纷掏出自己的血糖仪，注射笔，胰岛素泵等“武器”。戳手指，撩胳膊，掀肚皮……一系列动作完成得行云流水。
那天，大家把平时隐匿的一切都大大方方地摆在台面上进行，心安理得，自然放松。
一个病友说：“当心服务员进来被我们吓到，还以为来了一窝吸毒的，报警了就不好了。”大家都笑了。5岁男孩的母亲说说还是会红了眼：“我就反过来想好了，得了病，正好督促他少吃不健康的东西，讲不定，以后身体还会比健康人好些。”高校教师听了，沉默着。
5
不知道是谁提起了找对象的事，一帮适龄男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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