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讲谈社是日本一家历史非常悠久的出版集团，在我们还是大清朝的时候它就成立了。作为有着百年积累的大出版集团，在学术出版和知识推广这方面，它的实力和贡献几乎可以跟日本的国家教育机构相媲美。日本学者跟欧美学者相比，在研究中国历史方面的优势得天独厚，他们既有旁观者的视角，又更熟悉中国的文化，此外日本还保留了很多失传的中国文献古籍。
讲谈社推出的“中国的历史”丛书一共有十二卷，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一直讲到当代中国，是由讲谈社精心挑选的日本各个历史研究领域的一线专家，一人一本，接力写成。第一卷是从中国的源头开始：考古学家宫本一夫的《从神话到历史》。
第一卷所对应的历史时期，是从三皇五帝到夏朝，根据中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夏朝始于公元前21世纪，终于公元前16世纪，距今至少3500年。
神话时代，那就更早，而当时并没有文字记录留下——至少目前还没发现。而后世对它们的记载，比如距离夏朝已经快要两千年了的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写了《五帝本纪》、《夏本纪》等等，不是基于传说，就是基于想象。
《三皇本纪》出现得就更晚，是由绰号“小司马”的唐朝人司马贞补写的，距离“三皇”的时代那就更遥远了。也许是唐朝人发现了西汉人没发现的古代历史资料，更有可能还是唐朝人自己通过“脑补”，来完善上古历史。
所以说，要研究三皇五帝和夏朝，这些后世的文字非但不是有力的工具，有时反而是一种障碍。
这就要借助于考古学的帮助，这些上古历史，就像一本无字的书，已经深埋在大地里，只能通过考古学家拿着铲子不断的挖掘来解读。
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学者王国维先生有一大发明，叫“二重证据法”，大意就是说，我们除了要善用文献这些“纸上之材料”，还要注意“地下之新材料”。
所谓地下之新材料，指的就是考古，用考古所得来印证文献，不管证实，还是证伪，都非常有意义。王国维利用的“地下之新材料”，就是大名鼎鼎的甲骨文，他在1917年写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证实了作为“纸上之材料”的《史记》，关于商朝的记载，是相当可信的。
宫本一夫写这本《从神话到历史》，所使用的方法论，与王国维先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也是用考古发掘，来佐证文字的记载，而且宫本一夫比王国维晚生了八十年，这八十年来考古学的技术水平也是日新月异，比如“放射性碳素断代”法、“树木年轮校正”法，这些高科技玩法，是王国维的那个时代是学者们无法想象的，所以，虽然研究对象是比商朝更久远的年代，但新的技术手段以及这些年来的学术积累，能够帮助我们对传说中的神话和早期历史，有一个新的认识。
夏王朝是否真的存在？
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宫本一夫并没有多交代。这也难怪，作为考古学家，他始终坚持，只要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而存在，那就必须以科学为依据，无法证明，则不能称之为科学。
看看《三皇本纪》对三皇的描绘，三皇是指伏羲、女娲和神农，有的地方也说是燧人、伏羲、神农，伏羲和女娲都是蛇身人首，蛇的身体，人的头，神农则是人身牛首，人的身体，牛的头，这些描述听起来就是神话，所以如果把这些当作历史来讨论，意义不大。
至于五帝，宫本一夫采纳了司马迁的说法，包括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他对五帝生平的传说兴趣不大，而聚焦于他们的活动地域。
当时五帝活跃于黄河中游地区到渭河流域，也就是今天华北这一代，跟五帝对立的蚩尤、共工等，也属于同一地域，三苗的位置则在长江中游地区，这说明，自打神话时代开始，文明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源头，而是多元发展共同构成的。
抛开三皇五帝的传说，再说夏朝。有两个问题摆在了宫本一夫面前：一，夏王朝是否实际存在，怎么用考古学来证明；二，如果夏王朝实际存在，它是否达到了一个王朝或国家的社会进化标准。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学术界其实是由来已久了，可以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包括这本书的结论，也只是一家之言。为了理清这个问题的脉络，我们需要讲讲学界对“夏王朝”定性的认识过程。
近代中国，最早质疑夏王朝存在的是“疑古学派”，也叫“古史辨派”，意思就是说要重新辨别对上古历史的记载。这一派的主力，包括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众多名家，阵容强大。他们从一开始宣称周朝之前无信史，连商朝都不肯承认，后来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了商朝的存在。不过对于商朝之前的历史，他们照旧持怀疑态度。
今天的学者对于夏朝历史的真实性，仍然采取一种非常谨慎的论调，叫“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就是说，没有足够的历史信息出土，则不可能解决夏王朝的政治属性问题。
在国际学术界也是这样，关于“夏王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学者的观点也是不断演变的，比如在日本历史学界，2003年是一大分水岭，此前，没有学者承认夏王朝的存在，像东京文献学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主张“尧舜禹抹杀论”和“神代史否定论”，这个观点是彻底把中国上古历史归为虚构。但是在2003年之后，日本学界逐渐有人转向“有条件的不可知论”。
本书的作者宫本一夫，也是倾向于“有条件的不可知论”的。他认为，根据现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足以证明夏王朝确实存在，然而这不是重点，真正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是否达到了一个王朝应该有的标准——换句话说，如果二里头文化代表了夏朝的政治与经济巅峰，那么夏朝能不能称之为王朝呢？
这背后，还有一个参照系，叫二里岗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一字之差，但年代差得很远，二里岗遗址在今天河南郑州附近，被认为是早于安阳殷墟，而晚于二里头文化，考古学家对二里岗遗址的发掘，直接证实了商朝的存在与发达。
我们先来说二里头文化。它的遗址现在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因而得名，遗址共分四期，在其初期，文化中心处于颍河、汝河流域，二期之后转移到伊河、洛河流域，三期开始蓬勃发展，青铜器盛行，除了青铜刀，还有斧、凿等，以及青铜铃、牌饰、圆形器、圆泡等装饰品，这标志着青铜时代的到来；同时，二里头特产的伊洛系陶器越过黄河，向北扩展……
如宫本一夫所言，二里头文化三期已经拥有了更加明确的、称得上初期国家的条件，然而这是否真的相当于初期国家阶段呢？
那这个问题又该怎么判断呢？我们再插入一点学术背景介绍，关于判断一个早期人类活动遗址，是否能达到“文明”的水平，一般有三个判别标准：一、文字；二、大量非农业人口组成的城市；第三个标准，有的说是复杂宗教礼仪，这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提出来的，所以也被称为“雅斯贝尔文明三要素”，但也有的说是金属冶炼，日本和我们国家的学术界都主张把金属冶炼作为文明的判别标准。总之，这三个判别标准你至少得达到两个，那才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算得上是“文明”。
举个例子，我们用这个标准来检验一下商朝——文字：有甲骨文，没问题！城市，有安阳殷墟，不仅规模很大而且有明显的社会等级分工，也没问题！金属冶炼，那就更没问题了，商朝的青铜器在同时代的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顶级水平。所以，商朝可以视为一个文明古国，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那用这个标准再来看看二里头文化遗址，我们先假定二里头就是夏朝，结果怎么样呢？
首先来说文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上有一些刻画的符号，但是不能被认定为文字。再看从二里头遗址来推断它发展到社会的哪一个阶段，这里可以引入这么几个考古方面常用的指标：
一、王墓，就是王的陵墓。
没有发现，但究竟是压根就不存在呢，还是我们没找到，或是在历史中已经被盗墓贼给掘墓、破坏了呢？这个还没法达成共识，不过没发现的东西，就不能认定为“有”。
二、棺椁结构，指在地下建造墓室，再把木棺置于其中的墓葬方式。
在商朝，墓葬采用的棺椁结构，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标志，可惜，在二里头文化，棺椁结构从未出现。
三、随葬品，也就是这些年流行的盗墓小说里常说的“冥器”。
二里头文化后期，已经陆续浮现，但应用的规模还很小，无法跟商代相比。而且，青铜器要到二里头文化的后期才逐渐出现。
四、祭祀活动，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
中国文化特别注重祭祀，《左传》里有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战争，祭祀和战争，构成了最大的国事。反过来讲，从祭祀与战争的发达程度，可以判断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
宫本一夫谈到商王朝的时候，曾说道：“以祭祀仪礼和礼制为基础，诞生了维持社会秩序和群体组织的祭仪国家。”意思就是说，商朝的祭礼已经相当完备了。但是二里头文化，在祭祀活动这一项上，还差得很多。
二里头文化遗址没有发现人牲，牺牲的牲，就是用人来殉葬，这自然是非常残忍、落后的习俗了，不过就考古学而言，人牲的出现，正可以印证王权的扩张与国家的成型，宫本一夫提到，在二里岗上层二期，相当于商王朝的中期，一个叫白家庄小双桥的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牛和人的牺牲坑，这就说明当时牺牲祭祀十分盛行，然而，这样的牺牲坑，在二里头文化遗址，却是无迹可寻。
基于以上这四个参考标准，宫本一夫判断，二里头文化可以证实，在商朝以前，中国存在过一个更古老的文化，而如果这个文化就是传说中的夏王朝的话，那么可以说，夏王朝的社会进化尚未达到成熟的王权阶段，而处于王权的形成期，所以他将其定位为“初期国家形成期或萌芽期”，或者说“前王朝年代”。叫“夏王朝”，其实是有一点勉为其难的。从二里头遗址来看，夏并不像商朝那样已经具备了王朝与国家的资格。
综上，对“夏王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有一个初步的结论，那就是：夏是存在的，但是它能否真正称得上一个“王朝”，还有待商榷，从现存的考古证据来看，“夏”似乎距离我们想象的那种发达完备的王朝社会，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能算得上是一个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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