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的选择题:A法、B道、C儒

皇上的选择题:A法、B道、C儒

2020-11-14    11'11''

主播: 在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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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变革最激烈的时期之一,它终结了封建社会,中国走上大一统帝国,也带来了周秦之变。 周秦之变在中国的思想史还带来个自然延伸的影响,就是从秦皇到汉武,帝国的官方思想经历了从法家到道家再到儒家的转换过程。 这些变化,背后的机理非常重要,是我们理解此后大一统帝国的一个重要线索。 周秦之变的“法家逻辑” 先来说周秦之变是怎么发生的,这与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逻辑紧密相关。 对诸侯们来说,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提升国家的战争效率成为重中之重。 百家争鸣的诸多学说,哪一种更注重提升战争效率,它就能获得诸侯在政治上的更多支持。 法家在这方面显然是有更多优势的,儒家显得迂腐,道家追求出世,都不被诸侯所重视。 只有法家告诉诸侯们,要想富国强兵就得变法,传统已经不合时宜了,得改掉。 过去人们的身份高低是由血统决定的,打仗的时候大家都遵守规则。这就没办法刺激人们的欲望,尤其没法刺激一般老百姓的欲望。 法家认为,应该改成,身份的高低由你从战场上拎回来的人头数量决定,血统的标准靠边站。 这政策的激励机制非常强大,能刺激人们争先恐后地出去打仗,战争效率当然大幅提升。 法家的这套逻辑一出,天下的风气大变。 魏国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的时候第一个开始变法,这就是著名的李悝变法。魏国处在四战之地、战略环境并不好,但因为变法,成为了战国前期的顶级强国,还把未变法的秦国也打得缩回函谷关以西了。 其他诸侯国一瞧这情形,不变法就没法混了,只好也开始变法。这回,各国发展起来的力量互相抵消,形成了恐怖均衡,魏国的优势也就没了。 魏国变弱,还有自己作的成分。在魏国优势开始下降的时候,新上台的君主魏惠王做了一件蠢事,他拒绝了任用当时正在魏国寻找当官机会的商鞅。 商鞅在魏国找不到机会,就去了秦国,在这儿发起了著名的“商鞅变法”。秦国把法家的逻辑发展到了极致,迅速崛起。 相比于其余六国,秦国在最西边儿,地处今天的陕西一带。这个位置战略上特别好,易守难攻,它一边能坐看东边六国互相牵制,一边能独自侵占和掠夺弱小的西戎和蜀国。 这样的一种战略位置,基本上只有它打人,很难见到人打它。所以,秦国变法虽是最晚的一个,却后发先至,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 但是,秦国统一天下这件事,却让法家的逻辑走到了头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变法的国家主要讲究的是战争效率,都是靠掠夺外部来滋养内部,秦国一统天下了,没有外部了,那它还掠夺谁去?它的臣民怎么比较军功? 这种情况下,秦国只有掠夺百姓来滋养朝廷。这种统治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秦帝国二世就亡国了。 楚汉两个势力,开始角逐下一任霸主人选。 帝国官方思想开始转变 楚汉争霸当中,一度占据优势的是楚霸王项羽。但项羽犯了个严重错误,就是他想要恢复天下的分封制,而且还真还这么做了。 说这是错误,不是说分封制不好,而是说到了这个年代不可行了。历史上有些关节点,过去了就回不来了,就像被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来。 项羽分封了天下,对于各个诸侯国来说,法家的逻辑又能走通了,因为重新有了外部世界可以掠夺了。 可是这个逻辑一出来,中国最终还是会走到天下一统。而且,极有可能还是占了当年秦国那个地理优势的人会胜出。 果然,被项羽分封在了当年秦国地盘的刘邦,没用几年就完成了对天下的统一。 周秦之变就这样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上。那就是,你用法家就能够征服天下,但不能仅仅用法家来治理天下。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 汉高祖为何要“无为而治” 大一统的帝国必须找到新的逻辑来治理天下了。于是帝国官方思想开始变化,这是汉朝能够维持数百年的重要原因。 西汉初年的政治,放弃了秦朝的法家逻辑,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种道家无为而治的形象。道家自称其创始人是黄帝和老子,所以这种统治方式又被称为“黄老之治”。 为什么汉高祖刘邦会选择道家呢?肯定不是因为他是楚国人出身,所以选择源自楚地的道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力量均衡。 与秦始皇比较一下就清楚了。秦始皇一统天下,靠的是祖先的积累,经过百余年的变法,秦国内部有能力挑战君主的力量早已被粉碎,秦始皇可以依照法家的路数来统治及扩张。 汉高祖这边怎么样呢?刘邦起家之前是个平民百姓,征服天下只能靠团结足够多的人。刘邦能够吸引一群重要将领和谋士追随自己,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力量,而是因为有威信。 刘邦和这些人近乎是合伙人的关系,并没有压倒性力量来钳制他们,反倒会被这些兄弟给制衡住。这么一来,皇帝想要专制也不可能,道家的无为而治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不仅如此,刘邦称帝后,还把帝国全境的2/3的领土都分封给了这些合伙人巨头们。看上去,这与周朝初年的分封似乎分别不大,对天下的无为而治达到了极致。 但是别忘了,有些关节点,过去了可就回不来了。 刘邦的分封只不过是一时的不得已,他在表面上恢复了分封制。但由于技术进步和新经济资源已经被开发出来了,这让刘邦有能力在制度上继承秦朝。 比如,商鞅曾有法令,如果一家当中有两个成年男丁却不分家,则这家的税赋加倍;秦国也曾规定农村里面都必须都是杂姓的村子,不许同姓聚居。这些法令都在汉代都被继承下来。 这些法令的目的都是要将社会彻底打为散沙化,将大宗族拆散为小家庭。 这样一来,一方面,户口变多,人口不容易隐匿,国家可以掌握更大的税收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了大宗族,民间要想组织起来反抗的成本变得很高,利于皇帝的统治。 这套打法与无为而治完全不贴边,相反,绝对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政策。这从反面也证明,无为而治只是面对强大合伙人时的无奈之举。 张良和另一位谋士娄敬给刘邦出的定都之策也反映出了这一点。 刘邦最初看上的是东周故都洛阳,张良劝他,洛阳虽然不错,但其地理四面受敌,不是用武之地;秦所在的关中地区,地理环境优越,三面都有自然险阻,只有东面面对诸侯,诸侯安定时一切好说,诸侯一旦有变,则进可攻、退可守。 一句话点醒了刘邦,记起了自己成功的奥秘之一,马上决策定都长安。 张良这一系列的表述,其实就暗藏着最终要消除诸侯的意思。 刘邦在登基后花了八年的时间,分步骤地将能够威胁皇帝的异姓诸侯全部剪除掉,将他们的封地转封给刘氏宗亲,意图以此来巩固汉室江山。 历史证明,同姓封王,并不比异姓封王更可靠。异姓王爷如果有异心,顶多也就是割据,同姓王爷如果有异心,那就是想要篡位了。 以刘邦的政治智慧,他肯定能看到这一点,他用这些策略是想要精巧地构筑一种力量均衡。刘邦不能把开国重臣都杀掉,那些没有封王的重臣多半都留下来了,因为北面还站着匈奴呢,得有人打仗。 再封一群同姓王爷,可以平衡这些重臣;反过来,重臣对同姓王爷也能形成制衡。皇帝则超越于各种力量之上,居间操控平衡。 刘邦一死,同姓王爷果然谋反作乱,这时候,军功重臣和同姓王爷的相互制衡作用马上发挥出来,重臣们平息了叛乱。 此后几代汉朝皇帝不懈努力,到汉武帝时,终于将同姓王爷的封地逐渐消解为郡县大小,这个时候汉朝初年的军功重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皇室不再需要这两种力量来相互制衡了。 大汉帝国终于从貌似分封制的结构回归到其本质上的大一统结构。 汉武帝为何“独尊儒术” 到了这一步,官方思想的又一次转型就提上日程了。 汉武帝雄才大略,从内外两个方向都下了重手,重整了帝国秩序。这样一来,讲求无为而治、追求出世的道家逻辑就不合胃口了,他要寻求新的意识形态,来论证自己各种作为的正当性。 于是那些追求入世的学说,又有机会了。什么学说会胜出、获得皇家的认可呢?法家的逻辑肯定不行了,因为会面对秦朝那种下场,所以更好的选项就是儒家了。 于是有了汉武帝时期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一直有人因此而抨击儒家是为专制辩护的,这里倒是要为儒家说几句公道话。 汉武帝那会儿的专制都已经非常成型了,你不能指望几个儒生就能改变它,儒生根本做不到。 对儒家来说,可能做到的最多就是:我迎合你的权力,你不是要一个新的观念系统吗?我给你!只要你接受了我的这套观念系统,那我就可以来论证你的统治正当性。 合伙干之后,一个变化浮现出来了:对儒家来说,我这套观念系统论证了你的正当性,对它的解释能力不在你手里,而在我手里。也就是说,儒学的解释能力,在儒生集团手里,而不在皇帝手里。儒生以这种方式对皇帝形成了一个反制能力。 这种反制力肯定没有过去的封建贵族对天子的反制力那么强,但是没办法,儒家最多的也就是做到这一步,不能要求更多。 从此之后,中国约两千年的历史命运,也浮现出基本形态了,这就是所谓的“阳儒阴法”,又称“外儒内法”。 什么意思呢?从观念层面来看,是儒家在主导,儒生解读着天意,君主也不敢完全违背儒家的教导而行事。儒家表面上的迂腐,却为君主划出了大致的行动边界;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却还是法家逻辑。 这样一来,对君主来说,治理的效率有了,安抚民心的口径也有了。 到了这会儿可以说,周秦之变已经走完了它的转型过程。 汉朝能够取代秦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寿的大一统朝代,很大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有效地综合这几家的观念;同时也让达成了均衡的各种力量,获得了有效的安顿。 所以,我们说的周秦之变,并不是到秦朝就结束了。而是从周朝开始,经过了秦朝,最终到汉朝才完成这个转变过程。 中国的官方思想经历了从法家到道家再到儒家的转型过程,最终汉朝把所有新的要素都给综合起来,让中国从制度和思想两个方面获得稳定,中国走上大一统。 但是,历史却总是和我们开玩笑。 汉朝的大一统在汉武帝手上发展到了极致,但也正是在他的手上,刺激了社会上豪族的兴起,改变了未来大一统帝国的命运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