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在两汉时代，中国最值得注意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地方豪强。
豪强可以说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早在秦统一中国的时候，用皇帝直接控制的郡县，取代原来的诸侯国，这就是为了瓦解地方势力，防止他们做大威胁中央政权。由于担心原来六国的旧贵族在老家慢慢地发展起来，秦始皇还搞过强制搬迁，把他们都迁移到咸阳附近，放到自己眼皮底下看着。但这招不管用，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推翻秦朝的项羽，就是楚国旧贵族的后裔。
到了西汉，中央政权对地方势力做大也是很警惕，刘邦就借故清洗了他分封到地方上的异姓王，比如韩信、彭越这些人，再后来干脆规定不姓刘的不能封王。但到了刘邦后代那儿，发现姓刘的亲戚们也靠不住，所以汉景帝时候有七国之乱，到了后来汉武帝搞了“推恩令”，就是一个诸侯王死了，就把他的封地分割成若干块，分给他的所有孩子，而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继承，用这招不断削弱诸侯王，才算解决这个问题。
但地方大家族的势力还是盘根错节，并且他们跟诸侯王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土地不是朝廷封赏的，而是自己经营攒下的，国家也没法用推恩令这类办法来削弱他们，汉武帝也搞过秦始皇那种拆迁，但是效果也不理想，所以政府其实是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的。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就是汉朝政府要消灭豪强，但是他们的经济和税收政策，反而培养壮大了豪强。
此处内容可回顾之前（豪族兴起，是汉武帝雄才大略的副产品）作为参考。
汉朝的税收主要针对农民，有人头税、田赋（土地税）、徭役（无偿劳动）等等，所以汉朝非常重视人口增长。
《哈佛中国史》里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政策，国家会对不婚育的适龄女性征收重税，能达到正常人头税的好几倍，所以在汉朝，假如你是一个剩女，那你可就惨了。
另一个重要的税源是土地税，自己有地的自耕农，得交很重的税，这种情况下，小的农户就干脆卖了土地，去给地主当佃户，这样赋税压力可能还会减轻一点。
同时，汉朝，乃至中国历朝历代基本都打压商业，很多书上没说原因，所以我们会理解为中国文化排斥商业，但这本书里点出了真正的原因，这根本不是什么思想文化方面的事，而是因为，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商人想隐藏自己的财富来逃税很容易，所以国家遏制商业，同时鼓励商人买地，把钱变成没法藏的土地不动产，这样就方便收税了，这样商人就变成了地主，就有兼并土地的需求，同时也能把税收压力转嫁给小农户。
所以，汉朝一边要遏制地方豪强兼并土地，一方面又用税收逼得小农户不得不卖掉土地，依附于豪强。而同时，他们越宣称要保护农民，就越搞得农民很惨。
随着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引发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所以到了王莽推翻西汉建立新朝的时候，就想用一个激进的办法，一次性集中解决这些问题。
此处内容可回顾之前（新朝王莽抑制豪族败，东汉刘秀与豪族共治赢）作为参考。
王莽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想恢复传说中周朝的井田制，就是把土地都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每家每户。这个想法看起来很好，但实行起来，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全国的大地主都起来造反，所以王莽的政权很快就完蛋了。
刘秀就是在反抗王莽的起义中崛起的，虽然他跟之前西汉王朝有血缘关系，但其实非常疏远，法统上并没有绝对优势，所以他依靠的主要也是地方豪强的合作，他当上皇帝之后，也就改变了西汉那种对地方豪强敌视打压的政策，转而寻求某种程度的联盟，把他们变成在地方上帮助自己稳固政权的合作伙伴。
因为这一点，西汉和东汉其实差异非常大。在刘秀和他之后两位皇帝统治的时期，国内情况有很大好转，史书上把这一段形容成东汉的黄金时代。
但东汉的隐患也是这么来的，皇帝需要地方大家族的合作，那他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吸纳大家族的子弟进入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权越来越被这些跟地方上关系密切的人把持，皇权的意志也越来越难以在地方上推行。
当时民间有句顺口溜说这个现象，“得诏书，但挂壁”，就是说皇帝的诏书下达到地方上，地方官员根本不当回事，就往墙上那么一挂。
后来随着宦官势力的崛起，中央和地方隔绝的局面更严重了，这还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中央的财力、行政力都越来越弱，地方上受了灾，没钱赈济，地方上有动乱，更没力量去平息。而对地方来说，中央政权越是指望不上，大家族的号召力就越强。
不但是大家族，普通百姓也不得不抱团，有的人搬到一些险要的地方，建立互助组织，甚至是自己的武装来自保。这个现象，后来被陶渊明给浪漫演绎了一下，就是我们熟知的《桃花源记》，其实这不是他凭空想象，而是上面这段历史的一个写照。
直到东汉末年，这种状况达到了顶峰，地方豪强发展成了军阀势力，完全不受中央的控制，甚至反过来控制中央，像是我们熟知的曹操、刘备、东吴孙家父子，正是这些人建立的地方割据势力，后来取代了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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