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竹林七贤其实是不存在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1

所谓的竹林七贤其实是不存在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1

2020-12-24    10'33''

主播: 在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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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是一部课堂讲演的记录,或者说是课堂笔记的合集。它的内容包括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重要,但又常常被人忽视的时期,那就是魏晋南北朝。 以往提到中国历史,我们谈到的往往都是整段王朝,比如唐朝、宋朝、明朝等等。那么魏晋南北朝又是个怎样的时期呢? 说起来,其实也不陌生。这里魏晋南北朝的“魏”字,其实就是小说《三国演义》里曹操建立的那个曹魏政权。这是整个时期的开始,至于它的结束,则是一脚跨进了另一个我们熟悉的时代,隋唐帝国。 换句话说,魏晋南北朝是处在汉和隋唐两个统一时代夹缝当中的大乱局。 别小看了这场夹缝里的乱局,它前后持续的时间可有将近四百年。 在这期间,原有的汉帝国已经崩溃,新的隋唐帝国还没形成。正在青黄不接的时刻,游牧民族乘虚而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先是魏晋短暂的统一结束,北方的政治形态迅速碎片化,割据政权林立;随后是汉人南迁,开始了和北方游牧政权对峙的南北朝时代。在这期间,民族矛盾、阶层矛盾、文化冲突像化学反应一样相互激荡和交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后来的走向。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常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它在内政、外交,都体现出和其他王朝不一样的包容气度。这是为什么?单看唐朝确实不好理解,但如果我们追溯到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就很明白了。 因为李唐皇室就是脱胎于南北朝后期,西北地区的一个鲜卑化军事贵族集团,和游牧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治国的时候,也自然体现出和单纯的汉人政权不一样的风格。 不过说来遗憾,尽管魏晋南北朝这么重要,但学术界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论著却屈指可数。因为这段时期矛盾丛生、枝节庞杂,即便很多专门研究历史的人都会觉得头疼。也正因为如此,这本《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的价值才凸显出来。它不仅把魏晋南北朝从历史的夹缝中抽离出来,做了专题探讨,并且讲演者在学术界的地位,也让这本书显得很有分量。他就是中国著名史学家陈寅恪。 提到陈寅恪,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史学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像胡适、钱穆等很多我们知道的文史大师,都是陈寅恪的同辈人。而如今学术界很多关于魏晋、隋唐史的探讨,也都是在他这一代学者奠定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的。在人才辈出的民国时代,陈寅恪一直以博学著称。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甚至连很多教授都来听他讲课,因此他也被大家尊称作:教授的教授。 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但仍然坚持教学。他的关门弟子万绳楠,就把陈寅恪先生讲课的有关内容整理成了这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由于万绳楠也是当代知名学者,学术内行人,所以这些记录和整理很好地保留了陈寅恪的治学风格。 最典型的,陈寅恪一直以研究视角的新锐著称,学养上的深厚积淀,让他能把文史哲打通、以小见大地看到很多同时代的学者看不到的深层次问题,而体现在讲演录里就有他对我们熟悉的竹林七贤、桃花源这些典故的剖析。这些剖析即便是放到现在,也是非常前沿的; 首先来说说魏晋交替之际的阶级断层,是怎样为整个时代的乱局拉开序幕的? “阶级”这个词本来是中国古语里的原生词汇,指社会等级和尊卑秩序,但在古代它并不是一个常用词。民国以后,受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甚至也影响到了陈寅恪。 比如讲演录开始的第一篇,题目就叫“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应该说,在当时这还真是个非常新的视角。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对魏晋三国的变化,一般只是几个字的评语,叫做: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陈寅恪作为一位严谨的史学家,自然不会止步于大面上的评断,他像做外科手术一样,把这个时代政权的更替给我们做了纵向解剖。 比如著名的官渡之战,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曹操和袁绍个人之间的战争,而是两个阶级间的权力博弈。 先说曹魏这边,虽然文艺作品里提到曹操一般都称呼曹丞相。但实际上,曹操的祖父是宦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太监,而他父亲则是太监的养子。这种身世在传统儒家里,是很不入流的。但袁绍就不一样了,从他曾祖父那一代,就在东汉是高官,到他这一辈也是门第显赫。 所以本质上,曹操和袁绍分别代表平民阶级和贵族阶级,或者换成书里原话就是寒族和豪族。寒是贫寒的寒,豪是豪强的豪。 这样,官渡之战曹魏的胜利就可以理解成寒族战胜豪族,不过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 我们知道,魏蜀吴三国最终都被司马氏的晋朝给统一了,但司马氏作为一个家族,远不止三国演义里提到的司马懿、司马昭这二位,还原到真实的历史,整个司马氏的祖上还是高官,也是豪族。 基于这些分析,陈寅恪大胆地下了一个结论:从曹魏向晋的转换,不是简单的朝代更替,而是寒族和豪族两个阶级的权力博弈。 这种博弈带来的后果就是,寒族阶级先崛起又被打压,最终还是豪族阶级占据了上风。这样,整个持续将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一开场,就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阶级断层的面貌。 这种断层说来抽象,落实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却是很具体的。做个简单比较:曹魏是寒族出身,选人用人更重才干,而晋朝司马氏的豪族背景,让他们更重视门第出身。我们假设一个没什么背景的读书人,出生求学都在曹魏时代,按照曹魏重视才干的用人路线,原本是可以有很好发展的。 但突然有一天,政权更迭成了司马氏的晋朝,用人变成了看出身、看背景,这个人一下就没有出路了。 一个人还好办,但如果牵涉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问题就大了。在这里,陈寅恪从文化角度入手,为我们考证了一个熟悉的典故:竹林七贤。 所谓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期有七位名士给官不做,宁可在竹林弹琴饮酒,以此表达对世道的不满。在很多人印象里,竹林七贤已经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人的气节和风骨。 但陈寅恪指出:所谓的竹林七贤其实是不存在的。 这里说不存在,不是说这些人不存在,而是说七个人在竹林纵情饮酒的事迹不存在。通过对《论语》《世说新语》这些典籍的比较和印证。 陈寅恪发现:七贤的七,是古代为了形式美感凑出来的数;而竹林是从印度的古称天竺来的。因为当时佛教刚刚流行,社会上有佛教术语和本土语言相融合的趋势。加起来,就造出了竹林七贤的传说。 这个传说影射的实际是魏晋之际,大批知识分子和当局不合作的态度。他们看不惯司马氏当权,就采取清谈的方式来讨论政治。 所谓清谈,说白了就是用隐喻的手法来讽刺现实,这种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从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听出来,这不是什么好词。 因为那个时代宦官专权,士大夫阶层被打压。而一旦这些士大夫有所反抗,就被宦官们扣上“结党营私”的帽子,轻则禁锢言论、终身罢黜,重的甚至丢掉了性命。 有了这种打压,当时很多有思想、有学问的名士干脆就不说话了,或者即便是发表看法,也大多是谈一些抽象玄奥的道理,从而间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 东汉灭亡以后,虽然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清谈这种手法却保留了下来,并在魏晋之际从士大夫们的政治立场,演化成官僚之间作秀的手段。 对此,讲演录里单独有个叫“清谈误国”的篇目,讲这段时期的清谈风气:在东汉末年和魏晋早期,清谈是为了躲避灾祸。但到了晚期,这种风气传染到了朝廷,那些执掌大权的官员,也纷纷以清谈来标榜自己的学问,他们谈的形式往往玄而又玄,但内容却空洞无物。 这个时候,清谈就变成了空谈。这种空谈助长了整个官场攀比、浮夸的风气,成为了晋朝国力衰落的重要原因。 当然,从衰落到最终灭亡总要有最后一击。传统史学家倾向把这最后一击归在外族入侵,但陈寅恪却看到了外患背后的内忧,最明显的,司马氏建国以后,把同样属于豪族阶级的皇室成员封在各地。这些人不仅有土地,还可以养军队。但同时,皇帝司马炎为了表示天下太平,又放弃了中央对地方军权的控制。 这两项政策在讲演录里分别叫做,行封建制度与罢州郡武备,是晋在政治上两件大事。大到什么程度呢?司马炎刚死,这种赋予地方军权又不加约束的体制就失控了,司马氏的皇族内部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武力夺权。 而偏巧即位的司马衷又是位豪族富二代,被陈寅恪点评为白痴式的人物,比如民间发生灾荒,到处都有饿死的人,司马衷却问:没有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 作为旁观者,我们都可以预料到:这样的人做皇帝,国家灭亡是早晚的事。果然,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内讧之后,晋的元气大伤,最终在游牧民族的攻击下灭亡了。 如果追溯起来,造成这种结局的最初动因就在魏晋的阶级断层。东汉末年和魏晋早期,党锢之祸的高压态势下,士大夫通过清谈躲避灾祸,间接表达政治立场。 但到了魏晋晚期,整个社会经历了由寒族向豪族统治的转变,清谈又变成了西晋上层官僚们的集体作秀,它让整个官场变得奢靡浮夸。而晋的内部,也出现决策失误:既给了地方军权又不加以约束,招致了权力内斗,最终导致了自身的灭亡。 然而,这还只是混乱的开始,更大的乱局还在后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