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科学遗产

方舟子　 美国有一位汉学家，对中华文化的痴迷胜过大多数中国人，却不愿来中国旅游，惟恐中国的现实破坏了他用唐诗宋词营造起来的梦境。这种心态，大约和我对希腊风景望而却步有些相似。如果时间机器把我送到古代，我最乐意去古希腊当一名自由人。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哲人，而是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式的智者，他们才是我心目中的圣贤。　 我上小学时，从《我们爱科学》中读到古希腊一位科学家巧妙而准确地测定了地球的周长。那时起，这个古希腊情结就种下了。这位天才人物是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埃拉托色尼。他从书中获悉在埃及南方的色耶尼城市有一口枯井，每年只在夏至这一天的中午，阳光才会直射井底；但他知道，同一时间，他所在的亚历山大城太阳并不直射，而是立竿见影。他测出了这个影子的角度，再根据两个城市的距离，计算出地球的周长，与今天测定的赤道长度非常接近。这种“视差位移”测量法，现在还在天文学上使用。　 这个故事，比尽人皆知的阿基米德用浮力法测定金冠的重量，更令人叹服。阅读古希腊自然哲学著作，总让人不停地惊叹：“他怎么会想到这一点？”现代科学各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其源头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古希腊留给现代科学的遗产――让任何其他民族都难以望其项背的科学成就――并不只是这些，更重要的是它所创立的科学基本思想和方法：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的自然主义世界观、毕达哥拉斯的规律观、德谟克利特的还原论、欧多克索斯―――阿基米德的数理方法、欧几里得―――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亚里士多德的博物学方法……这个名单可以长长地列下去。　 如果我们把科学精神分为探索、怀疑、理性和实证四个方面的话，那么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们已把探索、怀疑和理性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创造了古代文明的奇迹。只是他们在实证方面仍有欠缺而已。所以一旦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们把实验方法注入其中，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当然，科学的进步离不开对旧知识体系的突破，所以我们今天把哥白尼突破托勒密天文学、维萨留斯突破盖伦解剖学、伽利略突破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作为现代科学诞生的标志。人们一般不知道，在哥白尼《天体运行》和维萨留斯《人体结构》出版的同一年（1543年），阿基米德的著作首次被译成拉丁文出版，对伽利略等人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些近代科学的先驱者，正是古希腊圣贤的真正传人。人们在颂扬这些科学先驱时，往往非常错误地把古希腊圣贤当成僵化之身、科学的敌人，忘了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些毫无科学精神、墨守成规的宗教势力，恰恰是他们抛弃了古希腊的精神遗产。让崇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绝不盲从的古代智者为后人的盲从承担责任，这是具有讽刺意味和非常不幸的。　 最近，中国科学院惟一一名研究科学史的院士，在反驳杨振宁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妨碍近代科学的诞生的说法时，也犯了类似的偷换概念的错误。他声称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与希腊文化无太大关系，主要理由是“近代自然科学是在不断摆脱古希腊科学的束缚中诞生的”。如果我们用同样的逻辑，是不是也要否认伽利略、牛顿对当代物理学的影响？当代物理学不也是在不断摆脱经典力学的束缚中诞生的吗？　 有时候，一名当代院士的逻辑思辨能力，还不如古希腊的一个自由人，也就无法欣赏古希腊的精神财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