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本期话题·1. 自1997年以来的中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重要决策都是什么？如何解读这六次会议的变化？今年和往年相比有何不同？2. 今年的会议有多重要？我们能从 “完善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三方面读出哪些重要决策？3. 如何理解金融发展的新方向：做好“五篇大文章”？4. 为什么理顺“权责关系”，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尤其重要？从“一行三会”到 “一行一总局一会一局”架构，分业监管的形态是否已经打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机构改革？5. 会议对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理解有何不同？香港和上海的角色会有什么变化？如何守住金融监管底线？·文字稿整理·01自1997年以来的中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重要决策都是什么？如何解读这六次会议的变化？今年和往年相比有何不同？肖小跑：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自1997年以来，每五年在北京召开一次，为期两天，很多金融关键决定都是在会议上做出的，可以说是我们金融从业人员的必修功课——无论国内国外。今年刚刚结束的会议是第六次。我也对自1997年以来的历次会议标志事件、主题和重要决策做了一个梳理：[图片]附表：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整理首先想请您评论一下这些年的主题和关键词的变化，我们能从中能看出些什么？刘晓春：从源头来看，亚洲金融危机和我们自身的金融风险是第一次会议诞生的主要原因。1997年之前，我国的“金融”主要是“银行”。银行和工业、农业、商业一样，是一个经济门类；但在金融危机以前，与前三者相比，银行更像是一个“辅助型”的行业，在国民经济的安排中，我们首先会考虑工业、农业和商业，银行的存在并不显眼。随着经济发展，开始越来越重视银行，特别是当地方经济需要发展，各级政府开始重视金融业，希望银行能多放贷款，以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地方政府对银行干预增多，银行不良资产也开始增多。到了1997年，我们已经意识到：金融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门类，而是国家经济的中枢神经，而各种风险也都会集中在金融风险上。因此需要重新整理金融行业，将其放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来看待——这也是召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初衷。在那次会议上及之前，我们解决了几个问题：一是明确了监管架构，即中央银行制；二是银行、信托公司等都要独立运营，避免地方干预；三是引入了资本金的概念；四是成立了政策性银行，将政策性业务从专业银行中划出；五是农业银行不再管理信用社。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理顺银行体系的垂直领导，防止地方干预银行的经营，减少不良资产。过程中也做了很多改革，比如建立了中央金融工委，把党的组织关系拉直，让银行能够独立运营，排除地方干预。这些都是为了让金融体系更加健康，更能够支持国家经济发展。肖小跑：您认为今年的会议与往年相比有何不同？我注意到有评论将今年的会议与1997年的会议进行了对比。您觉得今年的会议与哪一届的会议最具可比性？刘晓春：今年的会议在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经过25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模式正在发生转变，金融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变化，金融风险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每次会议都面临不同风险。“金融”永远要和“风险”打交道，而“风险”又与经济变化密切相关。我们现在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国内，还来自于国际经济和市场波动。不仅要面对国内房地产、地方政府、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还要时刻注意跨境风险传递和共振。这些风险都与整个经济模式转型有关。现代金融的支持方向也不再是简单地支持实体经济，而是需要考虑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今年的会议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经济转折点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与1997 年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有相似之处，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金融工作进行重要指导和规划。02今年的会议有多重要？我们能从 “完善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三方面读出哪些重要决策？肖小跑：今年会议的重要性，也许首先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会议名称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改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从侧面反映出今年的不一般。其次，从面对的主要风险也能感觉出大不相同：从早期的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到金融科技对金融系统的潜在冲击、再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今年是首次在如此高规格会议上提及“房地产风险”。今年的金融工作会议可以看作是一个“新故事线”的开始。金融在现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感觉就像连续剧结束了“第一季”，开始“第二季”——主角的“人设”功能都变了。会议特别提到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金融需求”——我感觉这对金融的要求更高了——金融要支持科技创新、要支持共同富裕、要支持结构转型、要支持绿色发展，还要支持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助力一带一路发展。然而金融能被“目的化”吗？如果我们给金融赋予了这么多的角色，它还是一个工具吗？刘晓春：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认为，尽管金融被赋予了更多的任务，但它仍然是一个工具，只不过这个工具的功能和作用，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过去的认识。金融作为一个工具，主要目的是能够加快资本积累、投资，从而加快经济进步——这是我们通常说的金融的作用。然而，如果从投资者、商业机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只关注如何通过金融这个工具来赚钱；从国家管理者角度来看，他们可能更关注如何通过管理和使用这个工具来推动经济发展和防范风险。这种角度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尽管金融被赋予了许多任务，它仍然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的使用方式可能会因国家的管理体制、历史文化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例如，一些国家可能更依赖税收和政策引导，而我国则可能更依赖党的统一领导。金融的角色和地位在不断变化，它既是工具，也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和管理好这个工具，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肖小跑：可以这样理解：金融就是个锤子，锤子本身没有变，依然是个工具，但是握锤子的手、以及钉子的性质可能已经不同了。我想从这次会议的几个关键词——“完善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您深入讨论一下。今年的报告特别强调了“完善金融体系”，这包括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以及完善金融机构体系等。其中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点，比如提到了“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无疑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这是否意味着中小金融机构将没有太多发展空间？我们是否应该追求"越大越好"的金融机构模式？刘晓春：我们首先要建设一个“金融强国”。“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有强大的支持能力；另一方面，金融始终面对风险，因此我们的抗风险能力也必须强大。这种强大不仅体现在支持国内经济时，而且当我们的经济和企业走向全球，融入全球经济时，金融的支持能力也要强大。我们需要能承受得起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承受得起其他国家金融政策变化以及外溢效应的冲击。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金融强国的两个重要角度。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什么样的机构能够承受担这样的角色——大型机构可能更合适，因为它们有能力承担更大的责任，抵抗更大的风险。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小型机构没有发展空间。随着技术、商业模式、供应链产业链的全球化发展，未来的经济对金融的需求将更加倾向于网络化和大规模的服务。全球的趋势也显示，传统的以区域为基础的小型金融机构的服务模式正在收缩，无论是在香港还是美国，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小型机构，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市场主体都会大型化，而是市场主体的运行方式需要“网络化”。尽管市场主体可能仍然较小，但与以前相比已不再受地域限制。因此，为特定的群体提供本地服务，满足一些特殊需求，可能是未来中小机构的一个发展方向。这意味着，未来的大银行和小银行可能不再仅仅在规模上有所差异，还可能在服务方式和特色上有更大的差异。肖小跑：或者说现在我们要钉“大钉子”，就得拿个“大锤子”，“小锤子”可能不太行。刘晓春：还有“锤子”的运行方式是不是更适合“钉子”的结构，都有关系。03如何理解金融发展的新方向：做好“五篇大文章”？肖小跑：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次会议中，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那“五篇大文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已经提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直到最近，这些概念在大家的理解中似乎更像是一种抽象的哲学，听起来没错，但它们如何具体指导具体的行动，似乎并不明确。这次终于有了一个具体的落脚点：做好“五篇文章”——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这些内容非常具体。过去，我们可能没有将这些具体细节与金融的大方向联系起来，更多的是探讨如何利用金融帮助我们赶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或者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等等。但这“五篇文章”感觉更细、更贴近生活和人？您如何解读？这五篇文章是大家将来KPI的方向吗？刘晓春：这一次的提法确实非常亮眼。首先要强调，我们正处于两个转折点：一个是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的转变；另一个是我们对经济理解的改变。亚当·斯密曾将土地视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财富之源，这根植于特定的社会阶段和技术条件。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不仅土地，人和工业生产也成为了重要的价值来源。生活目标已经超越了基本的温饱需求，转向追求更高的价值。在不同的时期，我们对实体经济的理解也在变化。在农业社会，农业被视为实体经济，而工业则被视为虚无。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也被视为实体经济，商业则被视为虚无。深入思考之后，如果没有商业，工业无法发展，因此商业也被认为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随着对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视，对实体经济的理解又发生了变化。例如，对数字经济的看法就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虚无，它可能是工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润滑剂。我们曾经的关注点在于金融如何支持各个产业行业，如商业、农业、工业、纺织业、石油业等，而较少关注个人的需求。但现在，需要更加关注消费者，关注个人。金融是不是也能够支持个人呢？社会的平等和共同富裕需要更多的重视。普惠金融是不是能够考虑到个人在这个过程中的权益，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能否在困难时得到保险的保障？这对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随着科技的发展、温饱问题的解决，以及老龄社会的出现，经济模式需要再次改变。不仅需要关注供给，也需要更多地关注需求。以前讲金融支持经济，往往是单纯指生产、流通或行业、产业领域的纯经济活动，很少涉及增长方式、社会责任、个人生存改善等领域。这五个方面：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创新和金融服务的主要方向。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肖小跑：这确实是很吸引人的提法，不仅仅是加些定语在“金融”面前而已。这些话题不仅仅是国内关注的焦点，更是全球性的趋势。这两年经济学界一个被越来越多提及的概念是"Degrowth"，即负增长或负GDP，反映了大家对过去数十年追求GDP增长的反思，意识到“卷”无止境的增长模式已经遇到瓶颈，就像在跑步机上不停地跑，每年还得提速10%，总有一天会累崩。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提倡用其他指标，比如幸福或健康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而不是单一的GDP。这也是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理念被提出来的原因。不是噱头，而是全球经济效益真的已经边际递减，很难再高了。04为什么理顺“权责关系”，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尤其重要？从“一行三会”到 “一行一总局一会一局”架构，分业监管的形态是否已经打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机构改革？肖小跑：感觉今年会议着墨最多的地方，就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了。当前国内金融风险确实复杂：房地产行业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金融犯罪与金融腐败风险等等。但我想着重请您解读一句话：在防范化解风险方面，会议特别强调要把握好“权和责”的关系，注重在制度上解决问题——短短一句话，包含的信息量很大：我们都知道“一行三会”的概念是分业监管的标志，但目前已经变成“一行一总局一会一局”（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外汇管理局）的架构，已经打破了分业监管的形态。想请您解读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机构改革？和“防范化解风险”、“权责关系”和“在制度上解决问题”有关系吗？刘晓春：有关系。我认为管理和监管都没有固定的方式，它们必定会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管理模式也会根据自身情况、部门权力架构的平衡或竞争而改变。例如，英国曾经实行分业监管，现在又变成一体化监管；而美国目前依然是在实行分业监管。自1997年以来，我们的监管架构也在不断调整。1997年，我们建立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这是一个初步的制度，然后逐步完善。初始阶段，我们建立了证监会和保监会，保监会开始时是副部级单位，2002年升级为部级单位，这也是银监会成立的时候。此后，人民银行开始专注于货币政策，因为银行监管已经转移给银监会。然而，分业监管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监管部门只对其管辖的业务发牌照，对非管辖的业务则无权发牌照；但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新的金融形式无法纳入原有的三个业态。为了鼓励创新，我们也做了一些变通，比如让地方发牌照和审批小贷公司，但这也导致了监管标准不一致的问题。此外，从80年代就已经存在一个问题：社会各方面总认为银行对经济的支持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他部门建立了一些供应资金的体系，包括中农信和信托公司等，这些都是在金融管理部门之外操作的。然而，这也导致了监管套利的问题，比如对于金融租赁业务，由于银监会的准入要求相当严格，商务部就另外建立了一套更宽松的租赁牌照体制，这就带来了问题。在我们的体系中，各个部门似乎都喜欢自我建设，有的甚至涉足金融或准金融领域。此外，民间和地方也喜欢自己搞一套规则。监管套利，风险也随之增多。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风险管理标准和监管标准的不一致。这个问题在这两次会议中都有提到。过去的五年，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会议是一个重要的总结。因此，这次的机构调整不仅仅是机构本身的调整，而是要反映这个过程，防止监管套利。从上届开始，我们已经明确了所有的金融业务都需要发牌，所有的金融业务都需要纳入监管。所有的监管权力必须集中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其他部门无权干涉。我们要做到不留监管空白，不能有监管套利。肖小跑：当大家听到“全盘纳入”和“集中管理”这样的关键词时，可能会不自觉地思考：监管的底线在哪里？如果我们实行“全面”的监管，这种监管的权力听起来似乎是无上限的。您认为如何守住金融监管的底线呢？刘晓春：你刚刚提到了“权责问题”，这也是许多金融风险的根源，包括监管套利。说到金融风险，我认为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风险源于经济周期的波动，这会对金融资产产生直接影响。这部分风险也可能来自金融部门对经济变化反应迟钝，导致风险增加和不良资产的积累。第二类风险来自企业经营不善。无法偿还贷款，对金融系统来说是一种风险。第三类风险源于金融机构自身的问题，例如在经营过程中能力水平不足，风险识别能力差。最后一类风险，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就是由于“权责不对等”造成的风险，包括监管套利和各种金融腐败。大股东掏空银行、或地方政府要求银行贷款，但风险不由他们承担；或者虽然金融是中央事权，但地方金融机构出现风险，或者地方企业非法集资等问题，地方政府却冷眼旁观，等出了问题再把问题推给中央。这些都是典型的权责不对等。包括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问题、房地产风险、以及一些大型民营企业的问题，都与权责不对等有关。例如，房地产风险中，地方政府土地财政、GDP业绩考核等因素都是问题的根源，而不仅仅是房地产企业本身的高杠杆、非理性扩张。因此，防范金融风险不仅仅是金融机构自身的责任，而需要全方位的对等管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有效地预防和解决风险。现在我们需要把权责压实，强调权责对等，并希望将其变为一个长期机制，以解决中国的许多金融风险问题。这是我们在技术分析和风险控制中应该着重考虑的根本问题。肖小跑：非常同意。无论如何讨论各种类别的风险，可能都不如讨论到问题的根本——权责关系更有意义。05会议对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理解有何不同？香港和上海的角色会有什么变化？如何守住金融监管底线？肖小跑：这次会议，除了讨论国内金融问题，还特别提到了“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和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是否比往常金融工作会议的讨论内容更突出？您认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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