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上一集惊心动魄的衡水农行百亿美元备用信用证大案之后，我们的故事讲到了1993年和1994年。这段时期正值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国家政策逐渐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到处是机会，也出现了经济过热，经历数次循环。尽管期间发生了不少奇怪的案件和重大诈骗事件，但这些经历实际上为中国银行业随后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乱象过后，发展仍然是重要主题，但大家已经意识到银行需要更专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那么1993年的银行管理层门主要在讨论什么？三十年前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是如何进行的呢？在商业化过程中，会遇到那些故事、惊喜和挑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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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改革关键事件
从银行内部来看，一直在推进“商业化改革”这件事情。比如说，在支持农村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农民个体户经营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银行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走向商业化，而不能简单依赖计划和行政命令。
当时，我们也出现了不少不良资产。这部分不良资产很大程度上源自原来的集体经济，比如人民公社解散后，许多贷款收不回来。另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些贷款是按照行政指令发放的，这些贷款回收难度很大。商业性与政策性的矛盾在这时显得尤为突出。
当时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名词叫“打白条”。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像小麦收购时，粮管所没钱支付农民，因为银行没有贷款给他们。这种政策性需求与银行的商业化业务产生了冲突。银行不能总是等着政策性业务，而这些业务常常回款不及时，使银行在商业化贷款方面受到影响。每到这个季节，中央都会下文件要求禁止“打白条”，但问题依然存在。
在当时的很多研究文章中，反复提到应将商业化和政策性业务分开。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新一波改革开放启动，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矛盾更加突出。实际上，四大行已经在逐步走向商业化。
到1993年底，中央发文，正式启动新的银行体制改革，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这些银行接管了四大行的政策性业务。同时，农村信用社也与农业银行脱钩，转由人民银行直接管理。之前，个别地方如绍兴县已经开始试点，到1994年，全国范围内全面脱钩。
因此，1993年和1994年是银行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到1994年，三家政策性银行成立，四大银行正式成为国有独资的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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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银行的商业化是如何开始的？
商业化的节奏也很有意思。
从银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我国的一些政策性结构和经济发展指导的节奏，总是先有方向，大家先试点。试点可能会成功，也可能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最终会有一系列政策作为阶段性总结，对之前的改革或试点进行定性，然后大家就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这种方式在其他国家很少见。
有三个标志性的政策事件：一是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国家专业银行变成国有商业银行。第二年，1994年，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开始分离。这是一个非常工整的转折点，银行内部思想统一，开始商业化运营。大家早已摩拳擦掌，准备好商业化了。
当时银行员工的想法，大多是希望留在商业化的银行里，也有一些人担心从政策性银行转到商业银行后会失去国家干部身份。总体上，大家更愿意向前看，更愿意去商业化的机构。
商业化并不意味着没有体系和制度。尽管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出，大家对市场化的理解还很粗浅，认为商业化就是一切向钱看，一切以利润为准。只要能赚钱，其他都可以灵活经营。特别强调“灵活”这两个字，认为财务、工资、奖金等都可以灵活——原来受财务制度束缚太重，商业化后这些都可以灵活，只要按市场规律办事、以盈利为目的，一切都好解决。这种朴素的理解导致一些机构出现乱象，比如为了赚钱提高价格、提高利率，内部员工滥发奖金等。国家随后出台政策，开始规范这些行为。
就像一个人长期受拘束，突然放开后容易忘乎所以，结果乐极生悲。
从80年代开始，无论是银行还是其他机构，甚至国家机关和部队都在搞商业化，改善员工收入和生活。这种全民经商的现象反映了当时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非常粗浅，“自由”和“灵活”被错误地理解为“没有规矩”。
银行内部也是这样，原来是三级管理一级经营，总行、省分行和地市分行主要是管理，只有基层在经营。随着商业化的推进，总行和省分行开始成立营业部，强化经营观念。例如，总行成立了国际业务部、信托公司、房地产公司、科技公司和贸易公司等经营部门——五花八门，几乎没有什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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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行长“徒手创业”史
比如刘行长自己的银行内部“创业史”：1993年初突然接到通知，说要成立营业部，让他负责去筹备。刘行长那一年就从国际营业部出来，开始筹备省分行的营业部——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那真是创业。筹备的经历很有意思。省分行营业部的筹备完全不同：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筹备组。刘行长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处找营业场地，和人家谈租赁，自己做预算，确定需要的人数。要招多少人，和人事部门商量，还自己从应届毕业生中招人；因为对很多业务不熟悉，还得找会计等专业人员一同筹备。
“营业部”与“国际业务部”的区别在于，国际业务部主要是内部机构，既有管理职能，也有部分经营职能，而营业部是完全独立的经营部门，有营业执照，对外营业，没有管理职能。营业部需要自己跑客户，不能借助其他机构的资源。此外，营业部还要设立自己的网点，需要和街道、社区、派出所、公安、交警等各方面打交道。这些事情在省分行的机关里有专门的部门去处理，但在营业部，都要自己去做。
营业部赚的钱并不是大家自己分，还要交利润，遵守财务制度。对于习惯于在省分行机关工作的人来说，除了专业能力，还需要处理各种关系，和其他银行、甚至和自己的分行“抢客户”。省分行和市分行之间的关系处理变得复杂，特别是当客户重叠时。在国际业务部没有这些问题，但在营业部，这些问题就显得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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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几十年来，一直在面对“发展”和“混乱”中的挑战
银行如此积极进取的精神头让人怀念。但是也不由得让人预感到风险。
创新和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的方式，在其他国家或市场上也曾发生过。通常，这些创新出现在国家经济蓬勃发展、市场充满机会、贷款需求旺盛的时期。例如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东南亚的一些银行也有类似的做法。他们甚至让风险部门也有盈利指标，这意味着如果风险部门赚不到钱，就没有奖金。这种做法很奇怪，因为风险部门的职责本应是控制风险，而不是追求盈利。结果，这些银行的风险管理变得松懈，导致了许多问题。每个分行都有自己的盈利目标和方式，这可能被公司或企业利用。当时在东南亚，一些集团公司会借款，然后让子公司担保再借款，甚至海外子公司也会参与借款。这种做法最终带来了严重后果。
类似的架构在西方国家也出现过。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很多华尔街投行都成立了自己的前中后台，虽然表面上有防火墙，但实际上并没有。他们采取了一些非常激进的做法，比如对冲基金等，最终引发了危机。
而中国银行业几十年来，甚至到现在，一直在面对这些挑战。
还是以农行营业部的发展为例，营业部成立初期，就面临着与原有分行体系的矛盾。比如，一些原本在杭州市分行开展业务的企业，如省供销社、省畜产品公司等，由于省分行营业部的成立，也开始与之产生业务往来。这在当时工行、农行等专业银行的体系下，是难以想象的。
之所以要设立省分行营业部，一方面是因为省分行自身也要从管理型向经营型转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客观需求。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需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与国际接轨，服务大型企业集团。大型企业集团往往业务规模庞大，不愿意只跟单个支行或分理处打交道。他们需要更高层级的机构提供服务，而省分行营业部在资源、能力等方面都更有优势。二是中国特有的“级别”问题。在当时的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级别对应关系。省级公司往往是处级甚至厅级单位，如果只与银行支行对接，就会出现级别不对等的情况。
然而，省分行营业部的设立也带来了一系列管理难题，比如企业“多头借贷”问题。由于省分行、市分行、支行都设有营业部，企业可以在银行体系内多头开户、多头借贷。当时人民银行尚未建立起征信系统，银行之间信息不畅，导致企业贷款信息难以掌握，风险难以控制。
此外，营业部的设立也加剧了银行内部的竞争。各级营业部为了完成业绩目标，纷纷抢夺客户资源，甚至出现了“农行进城、工行下乡”的现象。这种无序竞争导致银行对客户的管理混乱，授信集中度失控，风险不断累积。
更严重的是，一些企业利用银行管理漏洞，在不同分支机构之间拆东墙补西墙，甚至编造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贷款。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银行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敞口。
国外银行也有类似的分级经营模式。香港的一些银行也有类似的客户部门，但主要服务于大型客户，并且有明确的分工，比如有的部门专注于银行贷款，有的部门专注于企业债券发行等。
然而，即使是国外银行，也难以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对集团客户进行统一管理，如何平衡总行、分行、支行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效识别和控制集团客户的整体风险，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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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 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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