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你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
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午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