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车站,一辆开往浙江的长途客车里坐着我的父亲母亲、弟弟弟媳;车外站着姐姐、妹妹和我。
母亲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看着我说:“我和你爸顶多在嘉兴呆一年,就回来的。”
我勉强一笑,心里最清楚,年逾古稀的父母为何要跟着弟弟去千里之外的嘉兴。
“你们在家要好好过日子啊。”母亲对我们说。最后她把目光落在我身上,眼底是深深的忧虑,“孩子,要安心教你的书。”
我无力地点头,那时我在村小学代课,工资低得可怜,生活局促困厄,与妻口角不断。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天性孱弱,空有诗书满腹,却难谋稻粱,年迈的双亲只得投靠远在异乡打工的弟弟。
母亲身旁的老父亲,他那白胡子拉碴的下颔微微颤动着,但终究未说一个字,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客车缓缓启动,母亲忽然把右手伸出车窗,伸向我,我赶紧上前握着,她低声说:“拿着。记住要跟你的妻子和好。”
没等我回过神来,客车已开出了,母亲鬓边的白发在车窗外拂动。我手心攥着一小团硬硬的纸,那是带着母亲体温的二十元钱。
回到家,除去坐三轮车的两块钱,我把余下的十八块交给妻。
“这钱是哪儿来的?”妻惊讶地问。
“妈给的。”
妻张大眼睛,怔怔地看着我。
“妈还说,咱俩要和好……”
我话未完,妻的眼睛湿润了。
那是1996年初春的一个下午,而今母亲与我已天人永隔,我知她生前独独对我放心不下——
母亲,儿子会好好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