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和一个二十几岁的男孩租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因为一次同时的晚归,我们有机会坐在客厅里喝光他那瓶爱尔兰奶油威士忌,借着月色和酒意,他和我讲起在奥克兰度过的全部青春。
他的高中和大学,是在逃掉一半课的情况下进行的,到朋友家打游戏,在酒吧里喝酒,去俱乐部看脱衣舞娘,拼命往她的内裤里塞小费,后来有了女朋友,就带着她到电影院和西餐厅,花光父母寄来的每一笔钱。毕业之后,女朋友忍受不了南半球的寂寞,回国去过公主般的日子,他留在这里,在朋友开的公司里做一份饿不死的工作,每天睡醒了去上班,累了就回家,没有限制,十分自由。他对这种生活,比较满意。
他的房间,门始终敞开一半,从里面飘散出的腐烂味道,分不清是太久没洗的衣服还是碗筷。桌子上摆着一个巨大的电脑,从里面传出来的声音,是关于现代人穿越到古代的游戏。他的被子,永远是没有叠起的状态,在床中央揪起一个帐篷的形状,地板上散开喝了一半的瓶装水。有一次在厨房里碰到他在洗咖啡杯,看着他笨拙的姿势,我突然觉得有点难过,为那股沉淀了太久的霉菌味道,也为他的生活。
我和他讲,现在是学校放春假的时间,我在打三份工……
他没有耐心地听完我的故事,他说,我觉得你那件衣服穿得太久了,该换了。
L是我在异国上学时,众多富二代同学中的一个。
他长得高大白净,十分阳光,放在我们这群歪瓜裂枣的人中,很是显眼。他的每件衣服都精致贵气,书包上鞋子上满是Gucci的logo,微信上经常晒出各种限量的时尚产品,鲜红色崭新的宝马很嚣张地停在校门口,墨镜遮住半张脸,是无所顾忌的那一类男孩。
那时的我,为了攒出每一个学年的学费,除了上课,就是在几个街区外的餐馆打工,有的时候帮朋友去大楼里的办公室清洁卫生,一辆破坡的小尼桑永远开在赚钱的路上。很多个夜晚,从打工的餐馆回到家,忍着困意把作业写到凌晨,马路上偶尔有人醉着飞速驾驶,警车在后面红蓝灯交替着闪烁,可以叫得醒半睡的我。
来自性格里隐隐的自卑,让我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格外用力。我是班里最勤奋的学生,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堂课,坚持把每一份作业做到优秀,不能容忍成绩单B的出现。因为钱的匮乏,我在别的地方拼命地赋予自己很多尊严。
有一天,当我跑了几个街区从打工的地方来上课,下气不接下气的时候,L抱着双臂打量着我那件浸了油渍的上衣,皱着眉头说,我觉得你真要变成打工仔了。
在咖啡馆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姑娘。
姑娘很漂亮,是那种精心修饰过的漂亮,化妆品武装到头发丝儿。每天九点,准时来喝一杯摩卡,坐在角落里,眼神勾住每一个看似还不错的男人。后来姑娘总是带着不同的男人来聊天,男人请她喝咖啡吃西餐,她秀出诱人的事业线,却总是没什么结果。
有一天姑娘和我礼貌地告别,很坦诚地说,我的钱越来越少了,签证也马上到期了,不能每天都来了。
她的指甲很长了,颜色仓促地留下一半,头发晦暗地胡乱梳起来。她说,现阶段的目标,就是练习英文,趁着签证到期前,嫁一个有钱有绿卡的老公。你一个姑娘,这么努力,何必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一个姑娘,在她所有美好的品质中,好像努力,作为通向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这样渐渐地消失了。微信上一夜出现的刷了屏的文章,都在说,女孩刚刚好就好,用不着乘着风一样去奋斗,嫁个好点的男人就是人生的最优模式;街坊四邻议论的话题,也从单纯的“你吃了么?”,变成了“我家女婿月薪上万……”;当我为着一个个微小的目标奋斗得不亦乐乎时,总有人会在身边好心地提醒我婚姻的实惠。没有人去尊重一个姑娘小人物式的努力,大家更推崇的,是一夜凤凰的姿态。
我生活在异国的几年里,身边出现过的二十几岁的姑娘们,大多数可以被归为这几类:一类家境优越,每天都在抱怨这个国家落后的娱乐产业;另一类家境普通,非常向往自给自足的生活,却总在抱怨工作太难找,不肯踏出吃苦的第一步;而最后一类以我为代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