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传（6）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王映霞自传—一个知识女性的独立史》。   昨天，我们读到郁达夫总是在情绪不佳时，不告而别，说走就走，这给王映霞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王映霞终究是个心软的女人，总能劝自己去原谅和体谅郁达夫。   他们之间还会经历哪些事儿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移家杭州、青岛避暑   自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这两年以来，我心理上幻灭得厉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已衰，对于各项事物，都提不起兴趣。   有时想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就很盼望有一个开支可以节省的安定的去处。   郁达夫亦有同样的想法。   我和他都认为，唯一符合我们生活上、经济上、愿望上的去处是杭州。   在杭州，有我的母亲、我的母校、我的同学，这是想象中最好的去处，可以作为我的终老之乡。   我们商量决定后，马上写信去托了在杭州的友人徐葆炎，没过多久，他就为我们介绍了杭州大学路场官弄内的一所旧式房子。 我立刻写信去，托他租定了下来。   就在移居杭州的第二个月，我生下了第四个孩子耀春，又名亮，已经有了三个儿子了，对于现实的生活环境，虽然清苦一些，但我相当满意。   家的命运，孩子的命运，我不懂什么意思？与郁结婚后发生过几件上边提过的事，引起我幻灭的悲哀，都因此渐渐地黯淡下去。   一九三四年的夏天，未到初伏，已经是热不可耐，当时气象预告，说今年将有六十年来，未曾有过的热潮降临杭州。   消息一传开，我们就商量凑出几个钱，去找一个清凉的地方避暑，正巧这时汪静之、卢叔桓来信相邀，于是，我们决定去青岛，打算只带大的那个孩子。   在青岛海滨的三四十天的时间里，清晨或薄暮，我几乎是在沙滩上度过，烦愁和俗情欲念都被冲洗得一清二净。   游兴未尽，我们便又从青岛乘车到了北平，在北平的日子并不多，孙百刚先生这时已在北平工作，老朋友异地重逢，当然是分外高兴。   他就挤出了时间，陪我们一起去游玩了北戴河。  三儿之殇   在我们游兴未阑时，却得了杭州家里发来的电报，说三儿耀春病重，于是，我马上踏上归程，单身回到杭州。   总计盛夏到初秋，两个月来的游历，已把我的俗虑与愁怀，在表面上洗得清洁无遗。   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怎么也忘不掉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他在上海我们共同生活时的许多作为。 每当他不在家中的时候，我总要拿出一包他从前给我的一些旧信来翻翻，不过翻阅的结果，总容易把我的思想感情，拉回到几年以前和郁达夫初识时的境地。   当年是怎么写的，而现在又是怎么做的？若能用以对比一下，又大大的不同了。   郁达夫是不知道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曾经对我说过那样动听的话。   为了我们第三个儿子郁亮的病，我匆匆地从北平赶回杭州，我们日日请郁达夫留日朋友、儿科名医钱潮来给他诊治，因为缺少药物，他还是离开了人间。   这个孩子出世的时候，身体肥硕，在杭州城里都是少见的，但不知怎的，由感冒而引起了肺炎，再变成了脑膜炎。   从他起病一直到断气为止，不到一个月，几乎没有哭闹过，只有钱潮医生为他动手术抽脊髓时，才听见他几声哭声。   后来看看无法转好，我们才陪他坐汽车回富阳，因为郁达夫的意思，是要“埋近先茔为树槐”的。   不过，这孩子在生前，短短的两年里，我们的确无条件更好地抚养他。郁达夫为伤悼这个孩子的死，曾写了六首悼诗。    风雨茅庐 杭州是我的故乡，年纪大了，总时有一种倦鸟知还的感觉，对郁达夫来说，这也很有诱惑力。   他在《住所的话》里写过这样一番话，希望在杭州有一个洁净的小小住宅，可以舒适地饮酒、美食、午睡、看书、写作。   这希望，不但是郁达夫的，亦是我的，事也凑巧，就在我们住房的贴邻，还有一块菜地，菜园中间有一座五木落地的凉亭，以及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屋。 从我们搬来杭州的两年里，这间房屋从来没有什么闲杂人进去，只有一位老人，像是这块地方的看管者。   有一天在孙百刚先生的寓所里，遇见了一位姓沈的朋友，这位朋友，在七八年前，曾托人向祖父向我提亲，但被祖父回绝了的，突然相见，我们两人都觉得有些局促不安。   不过被热心的主人一介绍，彼此也就恢复了常态。   在聊天中得知，那块院产由他们负责整理，最后，亦是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将这块地买了下来。   凑合着这几年积聚下来的一些稿费，加上从安庆安徽大学收回来的半年工资，付了买地的费用，就所余无几了。   但既已有了这一块地，就决心把房子造起来。   我们请了朋友兼建筑包工郭某来计划一下，他说，如果光造四五间平房的话，有四五千元，亦可应付了。   我一听这口气，觉得还有把握，郁达夫平日少买一点书，我再节约一点家用，凑上了版税，大约也差不多了。   一九三五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到一九三六年春季完了工。   合计建造这幢“风雨茅庐”，足足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   当时，想要买地造屋的动机，有这么一个想法：   钱，它可以任你花用，但亦足以成为夫妻反目的根源之一，而且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不如把它安置住屋，适当地用掉为好。  到福州去   一九三五年冬天，我们在应酬中，无意间遇见了在西湖做寓公的葛敬恩（湛侯），他是陈仪的亲戚（原编者按：葛与陈并无亲戚关系，只是二人关系极为密切）。   由于他的从中介绍，将郁达夫和陈仪的关系拉在一起了，郁达夫想到福建去，我们为此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考虑。   他在和陈仪通了几次电信后，才决定了他的福州之行。  一九三六年的二月二日，我为郁达夫准备好川资行装等，郁达夫预备乘早车到上海，然后再换船南行。   他的脾气和作风我是想得到的，为了他这次出门，我们曾争论过一些时候，这还是移居杭州后的第一次争论。   他临行前的一晚，我提出了打算陪他到上海，亲自送他上靖安轮船的要求，因为我怕他到了上海之后，若不马上上船的话，他身边的旅费将会无计划地用完。   他对于我的提议却不同意，他认为，我匆忙间的一趟来回，劳神又伤财。   双方的出发点不坏，却闹了一夜，争执了一夜，谁也不让谁，大家坐到天明，看看开车的时间将到，才决定了让他一个人走。   不过，在送他上了火车之后，我马上赶到曹秉哲律师的住处，和他商量。   接通了上海靖安轮船上的长途电话，得到了的确有这么一位乘客上了船的消息后，我才安心，也总算尽到我做妻子的责任了。   不过胸中的郁闷，持续了好些天。  争执的原因   后来，郁达夫写的《闽游滴沥》和《闽游日记》里，也都记载着那一晚我和他的争执。   《闽游滴沥》里说：   “上车的头一天晚上，杭州还是北风雨雪……因为要决定出行与否的缘故，和内人还起了一场无畏的争执……   只是静默下来，心里头总觉得有点儿隐痛难熬，先还是浑然不晓得是为了什么，随后方想起了昨天晚上和霞的一场争吵，与今天开车时，她那张立在铁栅外的苍白的脸，就是这一点心痛的病源……”   《闽游日记》里，也提到此事，二月二日日记上说：   “与周旋谈饮，无一日空”，搁至年底，南京要人离杭，又忙于过旧历年，“一日挨一日的过去”，竟到了前晚，因约定的稿子，都为酬应所误，交不出去，所以“霞劝我行，并欲亲自送至上海押我上船，我则夷犹未决，并不主张霞之送之……”   其实，郁达夫不让我伴送他乘火车上轮船，主要是在他走之前一段时间里，他为参与欢迎一个要人的“周旋谈饮”，到了要走的前晚，约定的稿子，交不出去，从而心境不快。   我原是好意劝他，想陪他上船，竟不知郁为何却用了“押”字，说我欲送至上海押他上船！   郁达夫到福州之后，发来平安抵闽的电报，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封信。   不到一个月，我写信给他说，我想去福州，却被他回信拒绝了，我真的猜不透他为何不要我到福州去作伴。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王映霞与郁达夫迁居杭州，并在当地买下一块地，建起他们的“风雨茅庐”，同时，三子耀春不幸夭折，生活可谓波折。   到了一九三三年，郁达夫去了福州，却不愿王映霞去陪他，到底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