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自传（9）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王映霞自传—一个知识女性的独立史》。   昨天，我们读到王映霞与郁达夫之间有了一次比较大的争执，王映霞负气出走，去往曹秉哲夫妇家冷静，不料，郁达夫竟刊登“启事”，公开家庭风波。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且不论王映霞与许绍棣之间到底有没有瓜葛，但郁达夫确实不该如此冲动。   这件风波该如何收场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到湖南汉寿之后   郁达夫气也出了，自承“精神失常”的启事也登了，这下总可太平点了吧！   可郁还到处宣扬，他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写给雕塑家刘开渠先生的信中仍说：“内人王女士，与许绍棣恋爱，家庭几乎破碎……”   曹聚仁先生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一个诗人，他住在历史上，他是个仙人，若住在你的楼上，他便是个疯子。”   他在《也谈郁达夫》中说：“君左和我一样，都觉得郁达夫有点精神虐待狂。”我看是这样的。   这次家庭风波之后，有些好心肠的朋友，劝我和郁达夫写了一张协议书，见证人是杭州市市长周象贤，和浙江省《东南日报》的社长胡建中。   我当时只淡淡地签了字，把协议书收藏好，气候已经进入初冬，孩子们的衣服要添要补，使我想到黄仲则当年的诗句：   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正是我此时心境。   夫妻间吵归吵，一旦战火蔓延过来，还得拴在一起去逃难。   于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中旬，我们一家从汉口坐船直达常德，但发现那儿的物价并不很低，又想转到一个生活水准更低的地方去。   在易君左的帮助下，我们一家大小从常德到了汉寿。   我在盛气之后，余怒难消，要全恢复十年前我对他的热情，是再也不可能的了。   不过，在两个人心中，到达汉寿之后的一个时期里，也的确有过重归于好的愿望。   一九三八年九月底，陈仪来电报叫郁达夫回福州去，他和我商量了一下，觉得还是让他走。   不过自从到汉寿以来，我看郁达夫的精神状态，觉得总有些异乎寻常，我又想到夫妇间的争吵，是会影响人的精神的，我也就不十分在意了。   谁知郁达夫一离开家，虽然沿途写了许多封信寄回来，但同时却打了许多电报到丽水去，向浙江省政府里我们所认识的人中，询问我是否已到丽水了，去和许绍棣同居了等等。   当时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还是我在浙江工作的兄弟，写信告诉我这件事的。    去新加坡   到了十月中，住在汉寿的认识与不认识的人，都开始在搬动，因为武汉已经失守。   这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只能托平日关心我们的朋友找来了车子，又把我们全家从汉寿运到长沙。   这时长沙是一个战争的要地，有人对我说，长沙早晚要出事，叫我们马上搭火车离开。   因为火车站挤满了人，我们无法上车，只得先把行李上了行李房。   第二天，我们艰难地坐上了火车，总以为可以安全到达江山，然后翻仙霞岭而去福建浦城的了。   谁知火车行驶不到两小时，消息传来，说长沙满城都在烧，我想如果是真的，则我家的全部行李，全焚于火了。   火车一到江山，先得找裁缝做替换衣服，然后再给郁达夫去电报，   这时我的心，呵，真是又气又伤悲，想到最要紧的，还是行李中历年所积下来的照片和信件，这个损失，将永远也夺不回来。   真是无巧不成书，经过几十年后，这批书信奇迹般的出现了，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其中一些信，已经结集为《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出版。   我们在江山住了四天，总算福建派了车子来接我们，车子直驶浦城县停下，已到福建境界。   我和郁达夫通了电话，只听他说：“你带了大的孩子，明天马上来福州，还有两个小的，可以暂时交给你母亲带往云和县，暂时由她抚养。”   我只能照他的嘱咐去做。   到了福州后，郁自己不来接，却叫了人来接我们，我心中自知有异。   后来和郁达夫见了面，他说：“我已经答应了新加坡《星洲日报》之聘，也已经为你们母子二人领好了护照。”   我听了无言以答，在这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只得遵命。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就随他在福州的马尾上了船。   到新加坡之初，我和郁达夫虽然两人都还各有各的心事，但为了应付新知旧友，适应环境，我亦同赴宴会，而平日在家里却哑口无言。   只有朋友们来的时候，才得见我们的笑容，友人一散，这个家又重归沉寂，真正的心与心的微笑，我发不出来，他也无法开导和启发。    “大风”刮走了最后情结   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在香港出版的《大风》（十日刊）周年特大号寄到了我手里，使我马上读到郁达夫写的所谓《毁家诗纪》。   读了一遍，再读一遍，觉得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目力，撇开事实而专看那十几首诗的话，实在是写得清新流利，哀婉动人，是近代以来，中国诗坛上难有的杰作。   我关上房门，一个人坐在里面很久很久，大约从白天坐到黑夜，等电灯亮了，我才提笔写，写我心中要说的话，要诉的苦。   这就是《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两篇文章，两封未完成的信。   写好之后，我亦寄给了《大风》的编者，请他发表。   我写文章的动机之一，是想大家了解真相；动机之二，是希望郁达夫再来一个反应。   不料，这场戏没有下文，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不过，我替他设想，若不是这样默认下来，又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于是，我就找机会、找友人，向他提出了离婚，只教无条件的离婚。   说句良心话，夫妻间闹到了这种地步，谣言造得如此活灵活现，应该是恨之入骨了的，但我并没有，我有时还在可怜他。   因此，我提出离婚，实在还是对他的一种试探，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如他所说的，有了可以写“情书”的“情人”，更没有什么人在“等待”我。   自从接到《大风》杂志，心境的确有些和平常不一样，终日坐在家中，好像已经失去了知觉的人，只在等待死神的降临。   最后，我决定去廖内。    终于离婚   在廖内，有一所学校，一所夫妇两人开办的学校，男的是校长，女的是教导主任，而这位女的，正是我在杭州读书时，女子师范里的同学李君。   不晓得她是怎么知道我已来星洲，写信来叫我到她们学校教书。   我说去就去了，一个月后，郁达夫写来了信，要我马上回星岛，他信中还对我说，同时亦有信给我同学的丈夫，叫他不要妨碍我们的家庭，要劝我回星洲，我没法，只能回去。   眼前的各条路，都已经被郁达夫塞住，只有无可奈何的一条，就是请求与他离婚，无条件地协议离婚。   我清醒了，我要冲出家庭，各人走各人的路。   我对他说：“我没有任何条件，也不要你的什么东西，只望你能将护照还给我，让我一个人回国就行。”   一九四〇年三月，跨国了重重难关，郁达夫同意了我的要求，彼此都在一张现成印好的协议书上签了名。   合法的离婚手续已经完备，我已是一个可以自由的人了，但我还要做最后一次试探，我提出了三个儿子的教养问题，我说：   “由我来管，请你负担教养费用。”   他不愿意接受我的建议，他切断了我和他中间这仅有的一条可以联系的线。   但郁达夫没有把我新加坡的护照交我，使我无法申请回国护照，我没办法，只能等机会，一直等到这年五月，我才拿到了我的护照。   总算孑然一身，踏上回国之路，我一个人站在船舱门口，有个妇女问我，为何没人来送我，只一个人吗？   我“哦”了一声，眼泪就塞满了眼眶，   我想，我是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何以落到这种境地？   到香港后，我请戴望舒先生为我在《星岛日报》、请程沧波先生为我在重庆的《****》、请刘湘女先生在浙江的《东南日报》上，登载了我单独的离婚启事。   关于我和郁达夫的离婚，郭沫若曾写过他的正确看法和批评：   “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了一种病态了……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爱人……”   和郁达夫做了十二年夫妻，最后虽至于分手，这正如别人在文章中所提到的，说郁达夫还是在爱着我的，我也并没有把他忘记。   他的形象、他喜怒哀乐变幻的神情，我依然是存入心底深处。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王映霞与郁达夫之间，最终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以离婚收场，对于王映霞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   与郁达夫离婚之后，王映霞的生活会是怎样呢？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