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孔子周游列国》

中华上下五千年——《孔子周游列国》

2017-07-13    06'02''

主播: 嘉宝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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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公元前497年,阳春三月,春光明媚。这本是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孔子却不得不离开生他养他的父母之邦。为了保持自己清高的人格,也为了寻求新的从政机会,于是沂水清波濯吾缨,浩歌一曲伊人行。在众弟子的簇拥下,疲马凋车,孔子开始了为期14年周游列国的生涯。对鲁国,他一往情深,对它也充满希望,他曾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道”指“天下有道”的西周时代。他认为鲁国比齐国好,只要稍事变革,就可以上拟于太平盛世的西周。在数年为政生涯中,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忱,希望在鲁国重致太平,复兴周公之业。即使不能为政,在鲁国隐居也是一件乐事。那沂水的清波,舞零台的清风,还有二三同道,都深深地令他流连忘返。从前不用于齐,他捞起正在锅里煮著的米,头也不回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接淅而行”);现在,同样是不用于鲁,当他离开时,却行道迟迟,一步三回头。在鲁国的边境上还住了三天,以示对父母之邦的眷念。孔子一行出境的第一站是卫国。卫国是周公弟弟卫康叔的封国,孔子说:“鲁卫之政,兄弟也。”也具有“一变至道”的优点。历史上,卫国位于鲁国之西,当时都于帝丘(河南濮阳)。历史上卫国曾是拥有“带甲之士八万”的强国,但进入春秋,也是每况愈下。卫灵公在位时,由于用人得当,政局稳定,民物殷阜,倒还有点太平景象。孔子一踏入卫国领土,便被那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吸引往了,就此阐发了一番“庶、富、教”的政治理论。《论语》说:子适卫,冉有仆(驾车)。子曰:“庶(人口稠密)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子路》)来到帝丘,卫灵公给孔子很高的礼遇,让他享受上卿之禄。但是卫灵公并不是大有作为之君,他优待孔子不过出于“爱贤”美名,并不真是对孔子的学说感兴趣。孔子重礼轻刑,他却问战阵之事;孔子轻视女人,他那妖冶淫荡的南后却招见孔子;特别让孔子难受的是灵公与南后和太监坐首车,让孔子乘次车,招摇过市。孔子对他也只有失望,于是再申“吾未见好德如好色”之叹。但相比之下,在孔子访问的大小国君中,卫灵公对孔子最优惠,因此,当孔子在别国不利时,总是回到卫国,卫国算是给孔子温暖最多的国家,他在那里几进几出,呆的时间也最长。除卫国外,孔子还到过匡、蒲、陈、曹、郑、蔡、楚等国家和地区,拜见过大小封君70余人。但是境遇都不理想,有时甚至十分狼狈,十分危险。刚从卫国出来,到达匡邑,孔子被匡人当成阳虎围了起来。阳虎曾侵略匡人,孔子又长得有些像他,李代桃僵,真是哭笑不得。刚从匡邑解围出来,到了蒲邑,又被蒲人围住,幸弟子力战,杀条血路脱离险境。孔子又去曹,曹国不容;遂往宋,刚在一棵树下演礼,宋国权臣桓囗因从前孔子批评过他,赶来把树拔倒,表示不欢迎。匆匆跑到郑国,弟子逃散,行李落拓,独自一人立于东门之外。子贡四处打听,有人告诉说:“东门外有个人,两腮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像禹。然而更像落拓潦倒的丧家之大。”言下之意,是说孔子以古贤圣人相标榜,却无人赏识,落得个丧家之大的下场。又到陈国,陈囗公向孔子问了很多典故,对博学的孔子非常赞赏。无奈陈国国小力弱,正被吴楚等大国侵凌分割。孔子的学说只合在和平时期讲讲礼让,摆摆礼容,通过教育来激发人们的向善好仁之心,对这个金戈铁马的场面,却无能为力。因此,他给此行立下的信条是;“危邦不入,乱邦莫居。”(《泰伯》)这个风雨飘摇的陈国,当然不是久留之地,遂南向蔡国进发。方至陈蔡之间,孔子又被一伙人围了起来,一连七日,粮草罄尽,从者大病,莫能兴起。最后得楚昭王帮助,才脱离困境。楚昭王召请孔子,欲以书社之地封孔子,还没让孔子一行来得及高兴一下,便因令尹子西的反对而撂浅了。无奈只好又回到卫国,等待回国的机会。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余年,行程数千里,历经艰难险阻,四处碰壁,可他依然自信极坚,毫不动摇。他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雍也》)他学六艺、知天命,进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这是“知之”;四出寻求推行主张的机会,这是“好之”;在求索过程中,虽处处碰壁也不气馁,这就是“乐之”。孔子曾描绘游历时的情形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即其“好之”“乐之”精神的形象说明,任凭环境多险恶,打击多大,他都信心百倍,毫不退缩。甚至还乐在其中,传道授业不息。被围于匡,弟子焦急,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之人(指自己)不得闻于斯文;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在宋逼于桓囗,他说:“天生德于予,桓囗其如子何!”(《述而》)最可歌可泣的是,困于陈蔡时,弟子又饿又病,孔子面有菜色,但他依然讲学论道,弦歌之音不绝。子路愤愤然说:“君子亦有穷(走投无路)乎?”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接著他问子路:“《诗》曰:‘匪兄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子路答曰:“我听说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报之以祝,夫子累德、积义、怀美已经很久了,何以如此倒霉?”言下有怀疑夫子之道之意。孔子说:“如果仁者必然得到信任,哪有饿死首阳山的怕夷叔齐?如果智者必定达到目的,哪有剖心而死的王子比干?”孔子明知有了好学间、好品行不一定得到赏识,但他仍然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又召子贡,子贡认为“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曲高和寡,要孔子改变主张,降低高调。孔子坚决拒绝,说:“君子只管探求大道,建立理论,不能随俗媚世!”最后召颜回,颜回说:“不容有什么不好!不容然后见君子!道之不修,是吾羞也。道已大明,而当局者不能用,是有国者之羞。不容有什么不好,不容然后见君子!”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直乐得孔子恨不得贫穷的颜口成为富翁,自己好给他当管家。 穷而更坚,老当益壮。孔子就是这个性格,不管穷通否泰,都守道弥坚,追求越笃。尽管颠沛流离,而志不稍贬,学不暂停,坚持不懈地教学和布道,始终吸引著一大群弟子,随他南北东西,出生入死。这种精神,曾引起遁世者的不解和讥笑,他在蔡国迷路,长沮、桀溺拒绝为他指路;荷囗丈人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楚狂接舆追在他后面狂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为政者殆而!”但是,他汲汲救世,百折不挠的精神,也曾赢得人们的赞许。仪封人见过孔子后,满怀敬意地说:“天将以夫子为木择!”木择,是宣行教化时用的木铃铛。仪封人认为,孔子是上天派遣来宣扬仁义礼乐的光荣使者!这确实不是过誉之辞。“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这是当时鲁国另一位贤者柳下惠的名言,用来检讨孔子似乎非常合适。岂止孔子,对于整个专制社会下的士大夫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时社会,“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公室衰微,大夫擅权,陪臣执国;上下荒逸,风俗颓废……不仅鲁国,“滔滔者天下皆是”(《微子》)!在这个罪恶堕落的社会里,除非人们变得比它更加堕落,否则就不能适应,更莫望要出人头地了!孔子既不屑作同流合污、乱中图利的投机分子;又不愿作那避世肥遁、高尚其事的山林隐士,留给他的自然就只有碰壁和失败了。四处碰壁的境遇,使这位垂暮老人,难免不有故国之思。就在他68岁那年,他的弟子冉有在鲁国干出了成绩,赢得了季桓子的继承人季康子的赏识,在他的建议下,鲁国派出特使隆重将孔子从卫国迎回,终于演完了周游列国的悲壮一幕。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故国首都,江山未改,景物已殊。鲁定公、季桓子都已谢世,鲁哀公继位,季康子辅政。但对于孔子,季康子同样是叶公好龙似的尊贤。他一不采纳孔子的政见,二不委任孔子以要职,而是尊之为“国老”,丰爵厚禄,冠冕堂皇地将他束之高阁。孔子68岁回鲁,73岁去世,在鲁国又生活了五年多。时间虽短,但却是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学术上的总结时期,亦是他在认识上进一步纯熟的阶段。这时,孔子已经历了“60而耳顺”这个不思而能、不虑而知的直觉思维阶段。将这种纯熟的认识能力与其它知识、修养相结合,孔子又成功地实现了“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知行合一的飞跃。“矩”有多层含义,首先是道(或规律),如日月运行,四时交替,矛盾转化,社会变迁等等,即所谓天道、地道、人道。孔子对它们能了然体认,并行之不悖,即《周易乾文言》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表现了他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规律的准确认识、预见和实行。“矩”还包括他自己“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种种准则。“矩”还包括世态炎凉。人心善恶的规则。“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他妥善地将知与行、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合理地统一起来,既不因不合时宜而处处碰壁,也不至于放弃原则而有屈己就人之羞。孔子曾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正是他这一时期无可奈何的境遇和心情的真实写照。“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与其说是孔子认识和修养的高度升华,不如说是他一生坎坷经历的辛酸总结!“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修养,使孔子进入了另一个静宁、安闲的时期,那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时时牢记天道,保持天赋的使命感,依照仁者爱人的准则,游心于六艺之间。他的晚年,除了偶尔作些回答“哀公问政”(《为政》)、“季康子问政”(《颜渊》)、“冉有问政”(《季氏》)等顾问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与弟子切磋学问和著书立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