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东方历史评论：马老师，在大量学者的努力下，我们对中国的区域经济有了更深的了解，对十三行、中国商人，以及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企业有了更多的了解。如果我们做一个粗略的横向比较，您怎么看市场的整体地位？您觉得市场成熟度，包括交易规则、契约精神、争议解决等内容重要吗？中西方各是什么情况？
马德斌：我们知道，中国商人非常多，小商人也可以做生意。但形成一个公正的市场制度在西方也是一个很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西方，每个商人都不喜欢竞争，都在寻租，西方的行会，和中国一样寻求垄断，而他们在本质上和十三行、盐商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商人阶层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中国的商人从来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力，基本上都要通过卖官或者寻找某种形式的保护来依附于某种政治势力。欧洲的商人，特别是自治城市里的商人，通过加入行会联合形成很强的政治权力，市政府是各个行会的代表，可以轮流从行会中挑选代表，共同治理城市， 同时欧洲自治城市是独立的，是最高的权力的中心，这就所谓的corporation。
我们把corporation翻译成公司，但它是一个西方的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也成为西方代议制的雏型，由于这种组织， 欧洲商人在制定法规，保护自己利益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虽然组织也有封闭性，但是其加入标准有客观性，交税到一定程度就可加入，而不是通过血缘等固定标准筛选。虽然真正有投票权的人只占人口中很少一部分，他们是所谓的有产者，对于他们而言，保护产权实际上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并不意味着保护某个个体或者团体的产权，而是保护所有的、基本的、普遍的有产者的产权，只有这样其他人才能通过财富的积累加入这个团体， 这种组织形式后来扩展成的有更为普遍代表性的代议制。这在政治上影响非常大。
19-20世纪在上海公共租界操作的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是最好的例子，它的组织非常封闭，成员大部分是达到一定收入的洋地产商，而中国人被排除在外，但是它内部的操作体系非常透明，而且讲究法律。中国的商人没有可以联合起来保护自己利益，直接得到政治权力的途径，导致他们不得不依附于某种政治权力。北洋政府时期官督商办就是因为商人没有独立产权，最初难以积累资本；十三行则利用政府给予的特权赚钱，但政府财政一旦有问题， 它们的财产也危险了，所以十三行的地位非常低，同样盐商、票号都存在这个问题，他们积累起财富后都选择藏好，不敢露富，但那些通过国家垄断赚得的财富就在政府眼皮底下，所以不得不经常报孝或捐纳。这也牵涉及到传统中国为什么难以形成公债市场，西方政府遇到财政问题也会向商人征钱，但在英国荷兰形成了公债市场，而中国基本就处在一个小圈子里，这是中国政府跟商人之间关系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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