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战争论》2

的军官阶层的偏见。沙恩霍斯特发现了克劳塞维茨的非凡才干,将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从此,沙恩霍斯特成为克劳塞维茨的“精神之父”。他介绍克劳塞维参加由他一手创建的普鲁士军事协会。沙恩霍斯特自我解释创建军事协会的完旨及其追寻的方向是:“军队之传统在于前进在进步的前列”。在这里.进步的概念不仅应理解为技术和战术的进步,也应包括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主动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时代和世界。当时,极有必要让来自市民阶层的佼佼者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军事协会不仅为普鲁士军事改革做了理论上的准备,而且也发出了社会变革的最初呼声。沙恩霍斯特的引导和耶拿灾难的反思使克劳塞维茨意识到了普鲁士军队积弊所在,他已经触摸到了战争实质的内核与操纵战争的那只巨灵之手。1808年,他出任沙恩霍斯特的军事改革办公室主任。这不仅使他和改革家们经常来往,而且作为主笔直接参与了改革事业,跻身普鲁士改革精英行列,“他从最临近的地方观察到了当时的精神生活和改革及社会事件。他来往在创造历史和影响历史的杰出人物之间”。谁又能算得清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巨川中汇入了多少普鲁士改革精英的涓涓溪流呢?1803年12月,在斐迪南亲王的宴会上,克劳塞维茨与玛丽·冯·布吕尔伯爵小姐一见钟情。税吏之子的克劳塞维茨与正宗老牌贵族出身且贵为宫廷女侍卫长的玛丽的爱情与结合,恰似一个性别错位的灰姑娘与王子的浪漫故事,然而这却成为19世纪少有的伟大结合之一。 玛丽带给克劳塞维茨的不仅是她的温情,还把她的文学素养、历史知识和强烈的政治兴趣一起带到了他们的婚姻之中。作为普鲁士陆军中将的女儿,她的家庭自幼赋予她一种军事理解力。她怀着全部激情关注着欧洲的风云激荡,并在宫廷与大本营中亲自得以体验。她不仅懂得综观大的战略态势,又学会了理解军事细节,明了战争与作战问题以及战争本质与军事学问题。她以其女性的移情能力补充了男性的理性。1818-1830年,克劳塞维茨出任柏林军校校长,这是他创作的高峰期。12年深居简出,克劳塞维次主要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夫人的香阁中写下了他的传世名作-《战争论》.他不是孤军奋战,夫人成了他的“首席秘书”,她在精神上同他一起参加了许多战局,熟悉普鲁士乃至欧洲这一段风雨之秋历史的枝枝叶叶。在克劳塞维茨写作过程中,他们进行过无数次讨论。 玛丽激励着克劳塞维茨向战争科学的深海下沿。他们夫妇俩很早就一致认为:研究战史和了解克劳塞维茨经历过的战局的具体事实,并不是事情的本义,而是要从这些事实中得出见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