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里的年》刘兰辉

《大院里的年》刘兰辉 大院里的年，是从排队买豆腐开始的。这也是寒假里最重要的事。我和阿英早饭后就去排队，我们各夹着一只洋瓷的花盘子，跟在长长的队伍后面。这队伍大都由我们这样的半大孩子组成，大人们要上班，谁还管得了这样的活计？为了打发时间，我们会带上本小人书，一边分享书中的故事，一边耐心地等待豆腐坊小窗的开启，等待那一块块雪白的豆腐从窗口不耐烦地抛出来。但是，我们通常是领受不到那美妙的时刻的。临近中午的时候，首长的公务员就神气活现地出现了，他们理直气壮地往窗口涌去，安静有序的队伍一下就乱成的马蜂窝，蜂狂蝶舞之后，豆腐一抢而空…….那一个假期，一套《红楼梦》都看完了，我们也没有抢到豆腐。孩子们只知道老实地遵守秩序，但制定秩序的人总是带头或者纵容破坏秩序，所以，只要首长想吃豆腐，我们好象就永远也吃不到豆腐。不买豆腐的时候，我们就在大院里四处游荡，呼啸忽东西，忽突呼南北。从后勤部的体育馆，到政治部的果园，再到文工团的练功房，四处践踏，有时也捎带着从服务社给我妈买些盐和菜什么的回来。我弟弟有一天闲逛路过干部灶，回来后充满渴望地和我说：“姐，幸福就是有猪头肉、花生米和白馒头。”理想如此卑微，但又这样现实。我看了看从普通灶打回来的略黑的馍问我爸：“不是官兵一致吗？”“那是延安时期。”来窜门的芳姐恰如其分地补了一刀。她看问题总有着我们孩子难以企及的高度。我爸沉默了，无耐地讪笑。芳姐不仅学习好，还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我是她的跟屁虫，所以才沾光跟着混进了兰大附中。那是兰州响当当的重点中学，录取率极低。后来我常和芳姐说：姐，你若学了经济或者法律，绝对是市长省长的料；学了测绘是嫁错了郎不说，也让我党失去了一个好干部。我们班大都是大院里的“野孩子”，不怎么爱学习，对学习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过敏反应。有一天，我在校门口买沙枣时，就听到两个男孩子嘀咕：“昨天逃学干嘛去了？”“翻墙去肖华家偷苹果……”惊得我差点把沙枣散在地上。我们就这样野大了，因为见多识广，从不把团长师长的放在眼里，更不要提营长连长了。这样眼界，在长大之后，就是也不怎么把领导当回事，普遍不精于人情事故，在千军万马的世俗生活中，因为“缺心眼”，常常人仰马翻，鲜有成功攀顶的。除了买豆腐外，我们寒假里最大的营生就是“跑城”。一块用粉笔画在水泥地的上“城”，一只自已七针八线手缝的“沙包”（一般偷偷装上小米），两拨人玩的昏天黑地，直到下班号吹响才能揠旗息鼓。我爸踏着军号声下班回来，看到我正满头大汗地写作业，或者和芳姐气喘息息地讨论着某道题的解法……相比于买豆腐，为过年准备的各项采购活动就显得轻松愉快的多。擅长数学的芳姐运用统筹法给我们做了任务分解，保证以最短的时间完成各家的采购，也不耽误玩“跑城”的时间。我们拿着各类购物票，分别排各类队，喜洋洋地领回带鱼、羊肉、猪肉、粉条、水果…..这是大院当年的优越性。我爸他们团在张掖的扁都口，依靠祁连山奔腾的雪水，浇灌着几千亩金灿灿的油菜花，此外，还有青海湖波光粼粼的银色鱼塘，河套平原上风中翻滚的稻浪…..这让大院有着充足的物资供应。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其它优越。我们班小胖的爹是家长中最大的官，是司令部的什么局长，但他长年穿着旧军装改制的衣服，挎着半旧的军挎包的书包，褴褛得很。东西齐备了之后，年就快到了，我帮我妈炸油果子，我最喜欢干的就是这活儿了。一块用蜂蜜和的面，一块用油酥和的面，醒好之后搓成条，盘成花，我拿筷子一夹，就飞出一只蝴蝶来。除了炸果子，还要做油锅盔，炸鱼，卤肉，把花牛苹果、冬果梨、土豆、白菜等放到楼后自家挖的菜窑中去，啥时取出来吃都新鲜。过年除了到处放炮，大院里最热闹的活动就是游园了，这似乎是我军的一项光荣传统。游园也分层次，先是首长专场，再是与民同乐。好礼品都给了首长专场，我们玩套圈啦，射击啦，也就得个圈笔刀、圆珠笔什么的，但也开心得不得了，满场子翩飞。之于为什么从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民子弟兵，到处处庸俗的等级设置，就不是我们孩子们思考的事情啦。最让人振奋的是要数正月十五的闹花灯了，我们举着各有色花灯颤巍巍地从家里出来，大红的鱼灯，翠绿的免灯，粉嘟嘟的荷花灯…..在楼下集结为华丽的海洋，浩浩荡荡地在大院游弋，不时又遇见另一队更加壮观的队伍，几路花灯最后汇合到体育场，刹那间巍然壮丽。这是年的高潮，也是岁月的高潮。花灯渐渐灭了，伙伴们也渐渐散了。那相濡以沫的同侪情深也许只有少年期有，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彼此渐渐失散在茫茫人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