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越来越不像话了。
她瞒着家人去参加某“健康讲座”。直到舅舅在床底下翻出一台“纳米理疗仪”,她才支支吾吾地交代。理疗仪花了八百块,用一次就坏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去年夏天,菜场边上开了家“夕阳红义诊”,免费给老年人按摩量血压。几个大姑娘穿着白大褂,整天笑眯眯的,“阿婆”、“阿公”叫个不停。
外婆和她的老同事们每天都去,让姑娘们量完血压,然后坐在电动按摩椅上喝茶聊天。两个月后,外婆悄悄从存折中取出三千元,购得“深海鱼油”、“蜂胶”、“灵芝粉”数瓶。等我发现时,“夕阳红”早已人去楼空。
上个月,老同事拉着她参加“老干部杭州一日游”,据说车费全免,还包一顿饭。外婆执意要去,我只能没收了她的钱包,给她身边留了五十块钱。晚上我去车站接她,只见一车兴高采烈的老人,几乎每人都抱一条被子。
外婆抱着两条。“这叫远红外线真空被,从前都是给中央领导用的”,外婆喜滋滋地告诉我,“九千多一条呢,现在搞活动,八百八”,“我给你妈也买了一条,她血压高”。钱是问同事借的。我只能告诉她,这事要是被我妈知道,血压就更高了。
还有更离谱的事。那天外婆见到路边跪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地上歪歪扭扭几行粉笔字,“敬爱的好心人。”外婆掏光了钱包,还把男孩领回家吃饭,又理出一大包我的旧衣服。
男孩千恩万谢地走了,往后隔三差五拎几根香蕉来看望“好心人”,顺便讨点钱花。外婆有点害怕了,嗫嚅着告诉了我。我冲她发了老大一顿火,然后在公园门口找到了正长跪不起的男孩。
外婆今年78,身体还算硬朗。外公五年前去世,她一个人住着两室一厅的房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习惯了大声训斥外婆。训她不按时吃药,训她不自觉睡午觉,训她太容易轻信,训她一把年纪了还老爱喝珍珠奶茶。
我觉得自己是为她好,训起来痛心疾首理直气壮,“说多少遍了,怎么就是不听呢!”。外婆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一声不响。
她的记性越来越差,钱包丢了几回,出门要折返好几次,想不起来有没有锁门。
她越来越糊涂,已经不会用手机接电话,时常忘了怎样用遥控器开电视。
一个大热天,我推开门,家里跟蒸笼似的,她满头大汗地摆弄着空调遥控器。吹的是热风。
她越来越任性,碰上喜欢的电视节目,熬到凌晨两三点都不肯睡觉。
她最爱看《还珠格格》、《情深深雨濛濛》,还四处宣布她的新发现——觉得我有点像苏有朋。
这让我成了全家人的笑柄。从此一看到电视上有苏有朋,两个表妹就恶毒地嚷嚷“明明哥哥出来了”,然后笑成一团。
她越来越怕孤独,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不停地给老同事打电话,反反复复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直到同事厌烦地挂了电话。
她越来越胆小,晚上一个人不敢睡。我和妈妈、两个舅舅轮流去陪她。
我看着她的腰慢慢地弯了下去;我看着她已悄然满头白发;我看着她站在岁月里,被时间一点一点带走;我看着她渐渐忘了自己,变成一个小孩子。
那个乐观爽朗,总是风风火火的外婆去哪了?那个有着一双温暖的手,为小小的我撑起一片天的外婆去哪了?
小时候我体质差。连着好几年的暑假,外婆每天带我去中医院理疗。正午的烈日下,外婆一手撑伞,一手拉着我,一遍遍走过蝉鸣聒噪的马路。我记得大滴的汗从她的发梢砸落在地。
理疗期间不能吃冷饮,外婆也陪着我不吃。有一次她好像忍不住了,小声地问我,“外婆吃一根雪糕好不好,明明不要馋哦”。我点点头,好,明明不馋。
我在作文中三次写到外婆。第一次写她手巧,翻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第二次写我生病,她急得去静安寺烧香磕头,主题是讽刺老年人的愚昧迷信。
我拿给外婆看,她高兴地不得了,碰到熟人就吹嘘,我外孙又写我了,写的老好了。第三次是我虚构的情节,写她重病昏迷,醒过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鼓励我好好学习。后来作文发表了,外婆听说了很激动,立马跑到最大的新华书店,让店员把所有的小学生作文书搬出来,一本一本翻。最后失望地说,什么破书店,连我外孙的文章都没有。
去年冬天,外婆查出胸腔有一个肿块,初步怀疑是恶性。那时我在国外,家人没告诉我。复查报告出来前一天,外婆一个人去了我的高中。她坐在门口的长凳上,看着穿校服的孩子走来走去,终于潸然泪下。几个孩子围过来,问阿婆你怎么了。
她哽咽着说想我外孙了。孩子们安慰她,说阿婆看着好精神,一定没事的。外婆破涕为笑,她擦着眼泪,硬要请那些孩子吃羊肉串喝可乐。好在第二天报告一切正常,不然我不会原谅自己。
从前她腿脚还利索的时候,每次都坚持送我下楼。我说,外婆你回去吧。她挥挥手,你走吧,外婆没什么事,我看着你走。
我突然有些害怕,我怕这是注定的别离。
记忆中的烈日和暴雨,那些温暖平常的日子,终有一天要被收回。 岁月不曾饶过外婆,记忆也不会轻饶过我。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昨天陪外婆吃过午饭,我催着她去卧室午睡。外婆不情愿地去了,一会跑出来问我要不要喝茶,一会又跑出来告诉我,前几天的晚报都理好了,在壁橱里。我知道,她不过是为了多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