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礼巷
文/梁山静石
四十年代末,父亲上高小时,上级从他们学校挑选了包括父亲在内的七名学生去白洋淀上军官学校,毕业就当连长。这对靠借钱借粮上学求生路的父亲来说,真是喜从天降!可他不去。校长骂得他浑身打颤,他还是死活不肯。父亲说,“我出生十四个月,娘就去世了,家里穷,爹就把我给了别人。俺奶奶知道后,硬逼着爹把我又要了回来,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爹和后娘与奶奶又不和,我要是走了,奶奶谁养活?”
六十年代,一位家境贫寒、妻弱子幼的“臭老九”,受不了批斗的屈辱与折磨,在学校自尽了。别人不敢问津。可父亲却冒着可以想到的政治险恶,购置丧葬用品,为他办了丧事。父亲说,别人可以不管,我是校长,必须管。
也是父亲当公社校长的时候,有一年,县委召开校长会,县委书记讲了种种理由,要把教育系统的部分调资指标让给行政,征求意见。见局长、校长都不作声,父亲一摘帽子,站起来,说,文件已经传达,这样做,我没法给同志们交待。同志们骂,我不吭,打,我也能受。要是把我打残打死,我一家老小,谁养活。要是有人养活,就按恁说的办。语惊四座!台上的领导面面相觑。结果保住了调资指标。我很敬佩父亲,也曾问,那么多局长、校长都不吭,你不怕把你撤了?父亲说,保护不了教师的利益,这样的校长不当也罢。
后来,村里用父亲的名字,将我家门前的小巷命名为“修礼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