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郑重其事地让自己清楚地知道,从现在起的每一个时刻,我都不会变得更年轻。2011年10月8日,从那一时刻起,我有了一份工作,开始让社会人这个身份往依然抗拒的头脑里渗透。那个9月,因为在家,工作单位,学校间来回往复而格外炎热。与辅导员做了大学四年来最亲切友好的交谈,我暗自掐了时间,真是记忆里时间最久的谈话。当时的心情因为已经毕业而复杂,再也不会出现大一时和三个室友一起给辅导员齐发问候短讯息的单纯快乐,那时四个人约好发同样的短讯且不留班级和姓名。其实辅导员也未必记得我们是谁,留不留名都无关紧要,但当时不曾这样考量,只是简单的“我愿意”而已。
记得辅导员祝贺我毕业,祝贺我有了工作,替我给未来许了个美好的愿望。
然后我拿着自己的材料离开了J2楼,曾上过基础课、选修课、专业课的阶梯教室,曾一待就很久的自习室,曾独占着的顶层小教室——在黑板上疯狂涂写六级高频词汇并用凶神恶煞的念念有词吓走了要来自习的同学,那些经常有人粗心拉下校园卡的茶水间,那些流连在每个电梯出口的衣帽镜前的自恋身影,那些不知来路但个个悠然淡定的学术喵咪……不仔细想,放空脑袋也就能很自然地走过这些熟悉的地方;但一旦开始矫情,那就停不了,走到哪里哪里都会悬浮一个透明窗口,里面播放着零碎的画面,每一个镜头都能戳到心里。所以,那一次是一步一步走楼梯下楼,没有像从前一样一跨好多步,从前是因为要抢着去占座,抢着去吃饭,抢着第一个跑到广场上的喷泉边。而离开时,已经不需要去争抢,已经没有人在身边陪你去争抢,从前争抢的只是一人占座,全宿舍不愁;一人排队,大家都吃得香又甜;一群人不知缘由地赛跑,以为第一个跑到学校的大喷泉边,就如同见到《罗马假日》里意大利的许愿池那样满足。可是,再慢的节奏,再碎的脚步,也不能把自己拖延成教学楼前的雕塑。记得走出一楼大厅时,发现售卖书本文具的勤工助学点已经被撤掉,只剩下乱七八糟的空架子,真是狼狈的告别。
J2楼的西边大门外就是校车停靠点。师大的校车师傅每一个人上辈子都是F1方程式赛车手,每一次坐车去老校区做实验的40min车程简直比做实验本身更令人手足无措。校车飞一般地在车水马龙里穿梭,有时候都有只有灵魂在前进,而落下了沉重的肉身的错觉。校车像是在驱赶念书念到疲惫的我们,看着它载着一车又一车的学生来来往往,把他们在不同的教学楼之间搬运着,突然觉得抱歉,那些没有做出结果的实验课,那些没有结果也是结果的实验报告,原来不是对不起自己和老师,而是对不起这安安静静等待载我们回去的校车。
目送又一辆满载的校车远去,忍不住往地下乒乓球室看了几眼。在那里遇到太多的人,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来不及去想,它们就都已经迅速地从回忆里逃走。我记得自己在那里面的糗事,有一回遇上体院的美女神拍,球是有一茬没一茬地练着,但天南海北已经聊了好多个来回,一高兴,蹦蹦跳跳像个小孩子,然后口袋里的一堆零钱就悄悄地集体出逃。
沿着大花园走向美术学院,穿过那满是颜料气味儿的走廊,能看见音乐学院的一池败掉的荷花,不过依然可以想起那一池子荷花盛开时能制造的浪漫。我们做过的最浪漫的事情,是不是有一回J2教室不够用,就去音乐学院上高等数学课呢?伴着琴房里的旋律,伴着听不分明的练声,伴着外面走过的音乐学院的同学们的脚步声,以及老师那依然被鼻炎困扰的嗡嗡声,笔记本上又记下了各种复杂的推理。
我绕远了,其实要去领档案的大楼不在我心里的路线上。
我围着东区的食堂和宿舍区跑了一大圈。
东区的食堂算是最大规模,真是高档大气上档次啊。目睹过其他学院高潮迭起的散伙饭,那会儿还是大学新鲜人的我们看不懂那些红透的面孔上泪汪汪的眼神。可是终于轮到我时,像我这种连毕业集体照都没有赶上的熊孩子也只能饮鸩止渴,那缺席拍集体照的晚上,和一朋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我和她在为一场考试而做最后的努力,缺席和大家的最后一张集体照,我总觉得那时所想象的未来一点儿也不明媚,反而更加黯淡。
记得那时快要走出宿舍区的我,竟然停在书报亭,给公交卡加了钱,其实卡里还剩很多,也许再乘坐两年都够。
东区门口的排球场上我曾和周一起练习发球,一场训练下来,手腕肿得像馒头。
紧挨着的是篮球场和网球场,曾和东海狂练三步上篮和跳射,也隔着高高的保护网看着周如何把网王里的神奇发球绝技一模一样使出来。
终于,我站在要办理手续的大楼里。
看着我手里拿着的材料,门口接待的阿姨善解人意地戳中我的泪点,哟,又一个转档案的,喏,在左面第二个办公司,找XX老师。
敲门,微笑,礼貌又客气地交代学院专业班级姓名,办理手续的大姐十分抱歉地对我说,暂时还拿不到档案,让学校转档案可能会滞后,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一个礼拜之后再来拿。
老师替我抱怨了一通这趟手续流程的繁琐,但我倒像是把一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偷掉的心千辛万苦地找了回来,当我两手空空地走出办事大楼,看着天,看着学校里的绿树,看着来来往往地更年轻的面孔,却仿佛更自在了。
也许我一直对自己愧疚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