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第6期找个能打磨自己的女人2

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 找个能打磨自己的女人（2） 从1988年到1990年,我为出国先后挣扎、拼命了三年。虽然我在校外代课的收入挺可观的,但是这些钱还是没能满足我前期申请出国各种花费的需要。在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和代课收入之后,我还是因为缺钱致使出国读书的梦想破灭了。 当时我老婆对我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学习、赚钱。第一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继续努力。第二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我必须要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让老婆对我的危机感往后延续一点,尽管当时我不觉得能够解除这个危机感。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我们两个都是工薪阶层,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这样子,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训机构的课以后,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她从中央音乐学院回来以后肯定不能给我做饭,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记得有一次她下班回来以后,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出国不成,积蓄也花光了,好好活下去便成了我的第一选择,于是我每天晚上出去授课谋取生活费用。从1988年开始,三年多联系出国的经历,使我对出国考试有了很深的了解。而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大家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地为出国而拼命。这个时候北京的toefl、gre培训班已经遍地开花,就连北大里面也有了toefl、gre培训班。北大里面的培训班轮不到我去教,因为老资格的人把职位全占满了,我又需要钱,于是我就只能到外面去教。 我出去代课,这样可以额外收入一些钱,但是我这个人天生有一点点经商的头脑,看着很多同行都在招生办班,我的心思也就活了。我计算了一下,作为一个代课教师,而且自认为是一个授课顶好的教师,我只拿到了招生费用的1%或者2%的比例作为我的工资,怎么想也觉得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我觉得如果自己办培训班的话,无论如何都会比那些学校和那些老师办得更好的。这就有了跟北大的一个老师联合办班的想法,他想办法盖上民办学校招生的章以后,我们俩就在北大校园张贴广告开始招生。生源很快就突破了我们两个人的预计,而且还有些学生是慕名而来,取得了开门红,这个班的诞生就给我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这个办班的过程实际上带来了什么呢?它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北大的英语短期培训班的学生数量的锐减,因为有一部分学生被吸引到我这边来上课了,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的英语系领导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上升到最后,就变成了北大给我了一个行政记过处分。 按理说,我在北大租用礼堂做讲座,北大的后勤行政主管或者校长肯定是管不到这个事情的,他们也没这个时间和精力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北大校园里还能关注我、对我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也就是给我处分的那些人,那些利益的相关者们。北大处分我表面的原因,是我在外面教了课,违反了学校的规定,深层原因则是和北大的英语短期培训班上课的学生人数减少,导致培训费的收入减少有关,引起了那些利益相关者的不满,所以我就成了北大整个英语系的死对头。 为什么呢?第一,管理短期英语培训项目的北大老师的收入减少了,这个项目的运作当然是这个人拿得最多的,我的培训班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收入。第二,围绕这个培训项目获利的其他老师收入也减少了。也就是说,北大英语系的其他老师都在那儿教书,我瓜分了他们的生源,等于抢走了他们盘子里的蛋糕。第三,这个项目剩下来的利润在每月的月底都会分下去,每个老师都是可以拿奖金的,叫做人人有份。 那么我的培训班一举办,学生就流失了一大部分,很显然北大的英语老师们就会少拿这一部分,这个主管也必然就少拿一部分,当然了他们自己的上课费还是不一定少拿的。总而言之,大家已有的经济利益都受到了损失。内心不平衡的矛头很快都指向了我,就因为我俞敏洪这么一个人,坏了大家的好事,所以我的这个处分是有雄厚的群众基础的。试想,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它也不会随便处分我的。这个处分下发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处分是对的,没有人同情我,我当时确实是犯了众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