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
养成持之以恒的习惯
因为我是不可能再退到北大的,既然退不回北大,又干不出名堂,北大的人肯定就会笑着说,你看,我们就知道俞敏洪出去也干不成事儿的。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这样说的,因为我本身就是跟北大闹别扭才出来的。如果说我再被他们扣上一个穷困潦倒的帽子,说俞敏洪他离开了北大就彻底没戏了,注定是干不成事业的,如果给别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我就觉得更没面子了。因此,我骨子里不服输的性格还是占了上风,尽管有些低调的不愿意见到熟人,我还是努力地做着自己必须完成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最怕见到北大的同学和北大的老师,我到北大去贴广告都是半夜偷偷地进去贴,心里还是有些不想被他们看见。想到他们衣着光鲜、夹着完备的上课资料,走在北大的校园或者教室里面,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我就退避三舍,敬而远之。我是从北大辞职出来的,事情还没有做成,还没有底气,再回到北大就很害怕被熟悉的人看到我来贴广告的样子。
这种害怕的心理大概到了1993年年底,1994年年初的时候就没有了。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我重复着这些简单的刷刷贴贴的工作,认认真真地做完每天都必须做的工作,不断地充实着自己,我想总有一天会接近期望的。
当时我的希望就是坚持,坚持一百次可能都是失败,但是也许坚持到第一百零一次可能就成功了。像我这样的人就要养成持之以恒的习惯,死不买账,我不信坚持下去明天就没有结果,慢慢坚持下去,就会发现自己变了,变得有耐心了,变得更加沉着了。
有一次我突发奇想,自己能不能来一次免费讲座,让学生听听我的课,兴许会有点作用。于是我就开始准备给学生做一场免费讲座,在那之前我其实没有对太多的学生做过讲座,而且我也不是一个演讲家。但是我相信,凭借我对托福教学的精深理解,那些想要参加托福考试的人一定会来听听看的,因为是免费的嘛。
那些免费的小广告完全是我自己手写的,写的是毛笔字。我的毛笔字写得很糟糕,但是还是有人看了这个广告并且还来了,说明免费听课是挺有吸引力的。
我记得应该是1991年的冬天,那个时候是最冷的。我去贴广告的时候还穿了一个棉大衣,兜儿里放着一瓶二锅头,贴两张广告就喝一口二锅头。这一细节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是天气寒冷,另一个原因是给自己壮胆。“酒壮英雄胆”,就是所谓的壮胆,喝了酒了以后就感觉潇洒一点了,通天的大道任我走了,而且贴广告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快乐的。我骑着破自行车半夜里在这几所大学校园里贴广告,当时我手下还没有员工,只有我自己单枪匹马地冲锋,那个时候我老婆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上班,还没有辞职过来帮我干。
后来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在我这儿学英语,时间长了我们就变成朋友了。他的孩子有时候来我家里上课,我当时还是有点家教色彩的成分。这个朋友当时在中国农业大学开车,他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个司机。他有一辆自己的车,车的牌子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就是那个年代最早的那种小轿车,挺破旧的一个小轿车。他知道我要出去贴广告以后就说:“这样吧,你老婆教我孩子英语,我开车送你去贴广告吧。”所以就有了那么几次他开着小轿车,送我到各个校园里去贴广告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先后在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贴了一些免费讲座的广告,当时我预计如果能来三四十个同学就是成功,所以就把听课的地点放在了中关村二小的一个能容纳40人的小教室,满怀期待地等着讲课时间的到来。
免费讲座的广告上我还特意标注了“原北京大学老师俞敏洪”的字样。我从北大出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依然沿用了北京大学的名称。我没有任何夸大欺骗的行为,北大也是没有办法过问的,事实上我就是原北京大学的老师嘛。我这是打了一个擦边球,这不违反任何游戏规则。虽然我离开了北大,北大的声望还是给了我很多无形的支持。这种支持在我前期创业的过程中还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北大的无形资产实际上已经固化在我的身上了。即使不想刻意展现,这种底蕴基本上从言谈举止中就表现出来了。
第一次免费讲座是1991年年初的时候,到了晚上,听课的学生陆陆续续地到了,人数很快就超过了我的预计。到了晚上6点钟开始讲座之前,教室内外已经聚集了500多人,这样小的一间教室很明显就不行了。所以我就临时决定转移到这个小教室外面的小操场上,就这样我在黑暗中给学生们讲了一堂永生难忘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