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记忆
文/樊文博
我们居住的地方叫下(方言读“哈”)街,院子很窄很长,父亲兄弟四人,在狭长的院子,一家一屋,谓曰“锅连炕”。1970年代,在我们那里是很普遍的院落。一大家有争执,有关爱。但对于我们这些堂兄弟姐妹们,更多是热闹。
出门向南直走,有一个很长的坡,坡东底角,有我们最爱的乐园——“南门涝池”。由于地势的缘故,夏天一下大雨,所有村子排出的水,都自然地浩浩荡荡流向那个池子。我们两个大队都是临街而居,所以大大小小十几个村组,都住得很近,自然田地就离大家比较远了。上地干活,太远,并不是我们所向往的,这里才是我们的乐园。我们有一个叔,年龄和我们相仿,特别会耍,是我们的头。池子里,带我们凫水,抓蝌蚪,我们老家把小蝌蚪叫“皇马骨头”字写的不准,就是这个意思。用“春媳妇”(一种小昆虫),吸引青蛙上钩,然后用泥巴包住青蛙腿,在田野里弄火烤熟吃,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恶。我这个叔当时可是我们的偶像,他能上树抓住知了,烤着吃,开始我们不敢,他吃的时候夸张的表情,让你不得不想尝一口,知了肉确实好吃,当时还是穿开裆裤的我们,哪管这些,从来不想是否干净的事。野炊的时候,谁回家偷油,谁回家偷馍,偷盐,大家都听他的。他还是爬树的高手,特别高的树,他走过去,上肢环抱着树,双脚盘旋,蹭蹭蹭,一会就上去了,你不得不服啊!
只有在一起上学后,我这个叔的形象才“毁”了。他天生是好玩的小孩,上课总是眯着眼打瞌睡。记得三年级开始写作文了,他的一篇题目《上学路上》的作文,是这样写的:“我吃罢早饭,我去上学,我走在路上,我碰见一只狗,我被狗咬了一口,我把狗打了一石头,狗跑了,我走了。”被老师当“教材”广为宣传,我们作为侄子,很受辱呀。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们才是瞎编写作文呀,一写就是碰见拉架子车上坡的老人,我们急忙推车做好事,搀扶老大娘等等,他写的多平实,只有他没有作假啊!
从我们家院子出来,斜对门有个食品站,当时那里就是屠宰生猪的地方,我们那个镇买肉都要在这个食品站。杀猪的血水、脏水,就排在我们家院落斜对门的水泥池子里,带给人们的是难闻的腥臭,路人掩鼻而过的地方,却也带给我们这些孩子一些乐趣。我们在那里用带钩的杆子,捞猪膀胱,捞起洗干净,鼓起腮帮子用嘴吹大,当足球踢抢着玩。在池子不远的路边,我们比赛滚铁环,谁的铁环一不小心滚进池子,打捞顿时又成了一件小伙伴们有趣的事。雨过天晴的时候,玩泥巴、过家家,现在想起来全是快乐呀,已想不起那个不好的味道了。记得我的堂弟永刚,大冬天在那个水泥池旁,捞东西,不小心一头栽进去,被大家拽住腿拉上来后,嘴里噗噗的吹气,吐出几大口污水,那个脏啊!
娃娃爱过年,那时候,我们孩子最盼望的时光,就是过年。只有过年的时候,大人们才会到食品站,去割几斤肉。平时是不敢奢望的,能有下锅菜吃就不错了。过年还可以有新衣服穿,黄的确良,蓝咔叽,一身的骄傲。正月里走亲戚,路上全是人,真正的走,不像现在坐车一会就到,走的艰辛,走的快乐。过年那个美啊!
“咪咪猫,上高窑,高窑高……” 、 “猴娃猴,搬砖头……”这些简单质朴的童谣,至今让人铭记于心。麦子快熟的时候,几个小伙伴在田地里烧麦穗吃,就是我们最好的美味;割猪草时,折几个杨树细枝盘在头上当做迷彩帽,就成了威武的民兵;抬起一只腿,一只脚着地,分成两拨人斗鸡,最后还剩下有一只脚没有着地的一方,就是胜利者;麦草堆里摔跤,翻跟头,是现在孩子无法体会到的自由,张牙舞爪挥舞着两个玉米杆,就变成了双枪陆文龙;烂的没有封皮的小人书,我们叫画书,是我们童年最好的精神食粮;还有用土疙瘩和别村的小孩开火,让我们体会打仗的刺激……一切的一切,既是那么模糊,又是那样的清晰。
很想回到那个苦涩,无忧的童年,那一片干净的天空,那么清澈。多少次在梦里找寻着儿时的伙伴……关中人,性子急,对小辈说话,碎碎的事,却像吼一样,我是家中老小,那时的我,很是害怕,谁都可以吼我。不喜欢别人吼着指挥我,很希望有个比我小的弟弟或者妹妹让我吼着指点……哈哈,现在好怀念那些吼声,这些都去哪里了……
本文写于2014-9-24 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