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母亲的伤痕

文 | 刘墉 本文选自《到世界上闯荡》 大概每个小孩都会问妈妈，自己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每个妈妈也就不得不编些故事，譬如说是从嘴里吐出来的，是从包心菜里长出来的，或是从屁股里揪出来的。 当我小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母亲的答案却非常简单——她只是拉开衣服，露出她的肚皮和那条六寸长的疤痕，说：“看吧！你是医生用刀割开娘的肚子，把你抱出来的。” 大概因为我是这么痛苦的“产物”，从小母亲就管我管得很严。 为了怕邻居跟我说我不该听的事，母亲坚持要父亲卖了南京东路的房子，搬到远远的云和街。 又为了怕我学坏，每天傍晚我在外面玩，她一定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守着，而且规定我不准跑过左边巷口的电线杆。 她不准我吃零食，说吃多了会吃不下正餐。她往我碗里猛塞猪肝，说以前要不是喂我猪肝，我早就病死了。又不准我躺在床上吃东西，说很多小孩都是那样噎死的。 她还不准我骑脚踏车，说她只要看见小孩飙车，就吓得头疼；又说我要是学会骑车，她就管不住我了。 所以，我小时候是很孤独的，当邻居孩子伸着腿，用“钻狗洞”的方法，学骑大人脚踏车的时候，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当别的小孩还在路灯下玩“躲躲猫”和“官兵捉强盗”的时候，我已经被叫回家洗澡了。 这种被严加看管的日子，一直到我九岁那年才改变。不是母亲的观念改了，而是因为父亲生病，她总得留在医院照顾。 家里的外婆太老了，管不住我，舅舅又在海军学校念书，所以那阵子我像脱缰的小马。下大雨的时候，我能溜下小河去抓鱼，出大太阳的日子，我能在邻人的工地外面玩沙，当别的小孩都回家睡觉的时候，我还能偷偷溜出大门，追打在路灯四周盘旋的蝙蝠。 直到有一天下午，母亲苍白着脸，坐三轮车回来，一声不响直直地走进家门，我的玩兴才过去。 我不再能出去玩，因为我要在家安慰哭在地上打滚的母亲，我得披麻戴孝，跟着她到每个长辈家去报丧。我突然长大了，不再做班上买“防痨邮票”或捐“教师节敬师金”最多的小朋友，我要常常守着家，守着我的娘。 父亲死后，母亲对我更加严厉了，但是在我做错事，她狠狠骂我，甚至打我之后，又会很脆弱地哭，愈哭愈大声。 然后，平复了，她会说：“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接着拉我过去，看我被打的地方，直问：“疼不疼？” 那时候，我们确实是寂寞的。年初二晚上一场大火，烧光了我家的一切。外婆跟着舅舅、舅妈，搬去了台大宿舍。我跟着母亲，住到她的老朋友家。房子烧成一片废墟，只剩几根焦黑的柱子。 烧剩下的一点值钱的东西，全被别人没等天亮就挖走了，直到我和母亲出现，才纷纷翻墙跑走。 母亲慌了，花钱请人在院子里紧急盖了一间小草棚。草棚是用竹子和芦叶搭成的。四周先钉上木板作墙，再把事先编好的草顶放上去。住进去的第一天晚上，母亲在房子旁边，用小炭火炉做了红烧肉，在记忆里那是我生命中最好吃的一餐饭。 当天晚上，下起倾盆大雨，屋子里到处漏水，我们找了各种破盆烂罐去接，又把床移来移去。还是应付不了，而且愈漏愈厉害。 我实在困了，因为第二天还得上学，母亲叫我先睡，用两件雨衣盖在我身上。 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雨衣上，渐渐积在凹陷的地方。至今我都能记得，每隔一阵，母亲就掀起雨衣，让雨水流下床的哗啦哗啦的声音。 两年多之后，我们搬到金山街的一栋小木楼。 住在小楼的那六年，留给我很多美好的记忆，也发生许多我生命中的大事——搬到小楼不久，听说附近胡念祖老师教画，我想学，虽然学费不便宜，母亲还是很爽快地答应。 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正式学画，而且三个月之后就得到了全省学生美展的教育厅长奖。 得奖之后不久，我常胸痛，去检查，医生说是神经痛。有一天夜里，咳，肺里呼噜呼噜的，像有痰，突然一张口，吐出一口鲜血。 母亲急了，端着盆子发抖，看我一口一口吐。血止住，天也亮了，母亲叫车，把我送到医院。医生为我照X光、检查，接着把母亲叫到隔壁房间，我听见医生在骂、母亲在哭。 住院的日子，母亲总陪在我身边，常坐在那儿，撑不住，就倒在我床边睡着了，我则把自己的被单拉出去，盖在她身上。那年我十七，她已经是将六十的老人。 火车曾经是离我很远的东西，从小到大，我很少坐火车。 但是从二十岁那年起，火车竟成为我的邻居。先前住的楼歪了，我们不得不搬到那铁路边的仓库。 仓库里没有厨房，只好借公厕的一角墙，搭了些石棉瓦当作厨房兼浴室。 搬去一年多，刘轩就出生了，我和妻都在中学教书，下班时总见母亲一手抱着孙子，一手在厨房炒菜。 母亲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她很迷信，认为过去一切的噩运都是因为丈夫死，现在一切的好运都是因为孙子出生。 她的脾气改了，连对家里的黄猫都有情。她艺术的品位也提高了，以前买的衣服都很俗，现在则显示了审美的眼光。 “别以为妈土，妈以前只是没心情。”母亲说。以前过年时候，母亲总带我四处送礼，求爷爷告奶奶，希望得些父亲老朋友的关爱，现在则不再拜年，她说：“六十九了，人家该给我拜年了。” 母亲七十大寿的时候，我为她摆了三桌。这是她自五十大寿之后第一次过生日，也是她第一回接受贺寿，她说：“过完四十生日，逃到台湾；过完五十大寿，死了丈夫。过生日，过怕了。” 母亲七十大寿之后半年，我离家，去了美国。 知道我去的地方下雪，母亲特别去衡阳路的绸布庄，为我选料，做了一件丝棉袍，又把父亲生前穿的，一件从废墟里翻出来的老羊皮背心补一补，交给我。 上飞机，一群人来送，母亲没掉眼泪，只沉沉地说：“好好去，家里有我，别担心。” 再见到母亲，是两年多之后。长长的机场走廊，远远看见一高、一矮、一小，牵着手，拉成一串。母亲虽然是解放小脚，但走得不慢，一手牵着孙子，一手提了个很重的布包。头发更白了，皱纹更深了，看到我，淡淡一笑：“瞧！你儿子长高了吧？” 从那天开始，她除了由我陪着，回过三次台湾和大陆，其余的十九年，全留在美国。 虽然不是农家出身，但有了院子，她自己学会种菜。又常看邻居的花漂亮，就偷掐人家的种子。她最喜欢种番茄、大黄瓜和金盏菊，也爱蹲在地上摘四季豆。我每天早上，拉开窗帘，总看见一个白头发的人，在绿叶间穿梭。 她也依然是孙子的守护神。常在孙子看电视的时候，过去小声提醒：“孙子啊！不要看啦！你老子要发脾气啦！” 因为她的耳朵背，自以为小声说的话，其实很响，早传到我的书房，于是冲出去训儿子。每次我训孩子，母亲都阻拦，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幸亏是亲生的，要不是亲生，人家非说你是虐待子不可。” 不过，跟着她又会改口：“不是亲生的，都比你这亲生的还疼。” 有一天，我听见她在房间里，对孙子献宝：“瞧！奶奶肚子上这么长的疤，都是生你爸爸的时候割的，做女人，就是生孩子可怜。所以，天下没有不疼孩子的妈。” 最妙的是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吃饭，太太开玩笑打了我一下，母亲突然出手，狠狠打了孙子一记。孙子大吃一惊：“奶奶为什么打我？” “你妈打我儿子，我就打她儿子。”母亲笑道。 大家都说独子的寡母难处。婚前，我太太也曾经害怕，说：“有一天我们看完电影回家，看见妈坐在黑黑的屋子里哭，不知道她会不会觉得我抢了她的儿子。”但是几十年下来，她们却处得比母女还亲。 在我记忆中，她们婆媳虽有小摩擦，但不曾争执。 有一天，母亲跟我不高兴，说：“你孝顺，你孝顺，哪次看病不是薇薇开车？”她说的是真话。我的妻也常说她跟婆婆在一起的日子，远超过跟自己的亲娘。 母亲确实是疼媳妇的，她总当着媳妇面袒护我，又背着媳妇骂我，她骂得很有技巧：“不是妈说你，也不是妈偏她，你确实不对……” 当然，随着孙女的诞生、岳父母同住，以及我工作上的忙碌，母亲跟我独处的时间愈来愈少了。她常在我种花的时候，迈着“解放小脚”、拄着拐杖到我旁边，小声咕哝：“儿啊！咱们好久没说说私密话了。”有一次说着说着，她哭了：“你知道吗？妈心里好寂寞。” 母亲确实是寂寞的。重听，使她活在了自己的世界；渐渐不良于行，又使她常留在自己的卧房中。 有几天，她常一边读圣经，一边看着外面的雪地叹气，说她要回台湾。只是那时候医生已不准她远行了。 吃完饭，一家人在客厅看电视，母亲常坐在我旁边，大声问电视里说的是什么。我为她翻译几句，她又会摇摇头，说听不懂，不如看报，回房间了。所幸有我岳母，总凑着她的耳朵“喊”各种新闻。 两个相差二十多岁的老太太，常挽着手，过马路，到家对面的公园去看海。 母亲也常一个人坐在海边的长椅子上看海、看人钓鱼。 有一次，她站到码头边上，很久，有个年轻人一直守在旁边，以为她要寻短。也有一次，一个人钓到条大鱼，送给她，母亲就两手攥着鱼，小心翼翼地拿回家。 到家，才发现鱼已经被她捏死了。 所幸，我的书房就在母亲卧室的隔壁，我常一边写作，一边听她房里的声音，咔啦咔啦，她是不是又在吃糖果？叮叮当当，她是不是又在搅芝麻糊？我常劝她别吃太多甜食，她却回答：“吃胖着点，给你做面子啊。” 又说：“宁愿撑死，也别饿死，九十了，活够本了，死也值得了。” 母亲的九十大寿，我们又摆了两桌。全是亲戚和母亲的一位老朋友。她的朋友都凋零了，剩下两三个，也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拨个电话，彼此问：“你还活着吗？” 不过母亲虽老，还是我强壮的母亲。两年前，当我急性肠胃炎，被救护担架抬走的时候，她居然站在门口，对我说：“好好养病，你放心吧，家里有娘在！” 担架上仰望母亲的脸，有一种好亲爱、好熟悉的感觉，突然发觉我已经太久太久不曾仰望慈颜。 她虽然九十一岁了，但是她那坚毅的眼神、沉着的语气，使我在担架上立刻安了心。她让我想起过去几十年的艰苦岁月，都是由她领着，走过来的。 半个世纪了。这个不过一百五十厘米高的妇人，漂到台湾，死了丈夫、烧了房子、被赶着搬家、再搬家，然后接过孙子，又迈着一双小脚，跟着我，到地球的另一边。 除了我刚出国的那两年，她从来不曾与我分开很久。我整天在家，她整天在我的身边。 过去，我是她的孩子，现在她像我的孩子。每次出门，她逞强，不要我扶，我就紧紧跟着她，看个胖胖矮矮、走路一颠一颠的大娃娃走在前面。 在深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