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自从看了“金乡大蒜驰援武汉”的视频后,每每听到这个旋律,心中就会感动不已。不仅金乡武汉是一家人,960万平方公里内的任意两个点都是一家人。以山西为例,先不说“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就连高邮这样一个普通的县级市,与山西也是缘分不浅。
我启蒙恩师的爷爷吴人达即是山西王阎锡山的秘书长。老先生为光绪年间举人,被公派留学日本,在民治大学攻读法律三年。回国后曾担任山西法政专门学堂教务长,并受邀担当阎锡山的幕僚。他一生著述颇丰,著有《东语大观》、《法学通论》专著,译有《尧舜时代之制度》《法律顾问》《虞美人》《明代豪杰传》《军旗美谈》等著作。文笔也非常了得,梁启超病逝后,曾代阎锡山拟过一副挽联;西安事变时,又代阎锡山拟写致张学良的电文,呼吁***抗日救国。太原解放前夕,老人家拒绝飞往台湾,在北平傅作义处小住半年后,回归故里江苏泰兴。
文章的作者丁鹤军是我的小老乡,1990年3月从高邮应征入伍,在**山西总队服役24载,转业安置在太原。文中提到的陈寿平,改革开放后从高邮远赴甘肃经商,返乡途中有感于三晋的文化底蕴和大气包容,遂扎根太原创业,点豆成金,创立了地方知名品牌“金大豆”。
天地一家亲,像这样“他乡遇故知”的例子不胜枚举,明代安寿保在扬州自卖自身给太原富商柳半城,最终全家在太原重逢(见戏曲《牙痕记》《文武状元》);我们高中一个班的同学,离省的很少,但同一时间竟然有3人都在山西供职;更别说众多走南闯北的市场潮人。当我在大同街头看到苏KJ(高邮)的车牌时,恨不能拦下车与车里的人攀谈一番。下面我们一起来品读鹤军的散文《豆腐》。
豆腐
丁鹤军
汪曾祺先生是高邮人,我的同乡。
汪老不仅是享誉文坛的大作家,更是资深地道的美食家,他曾专文写过一篇洋洋洒洒四千余字的散文《豆腐》。文中,他对这种价廉物美、营养丰富、滑润清香的大众化食品,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多次提到高邮的豆腐,高邮界首的“茶干”,高邮周巷的“汪豆腐”。读完《豆腐》,顿觉豆腐香醇浓郁,诱人馋涎。
汪老笔下的豆腐写得极富家常情调,而从高邮走出的民营企业家陈寿平的豆腐产业在太原做的风生水起,更有格调。
寿平和我是同龄人,且我们的老家仅是一河之隔。俗语说,人生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寿平的祖上在古庄做豆腐,经营有道,置买了田产,阶级成分划分的时候定为了地主。其实,我们两家做的都是一样的辛苦活计。我的祖上也不容易,在司徒大街上打铁为生。寿平继承祖业,把家乡的豆腐卖到了北方,在太原创建了现代化生产流程的金大豆食品有限公司,也算是豆腐世家了。
随着食品的深加工,“金大豆”豆腐的品种也在不断改良增加,由原来单一的卤水点豆腐,发展到用石膏点的嫩豆腐,入嘴就化的乳脂豆腐和各式各样的豆制品等等,年销售额超过亿元。金大豆的企业回归自然,提高纯度的豆制品,走出太原,溢满山西,成为尖草坪区的龙头产业。寿平能有今天的成就,和他平素做人是紧密相关的,就如他做的豆腐一般,洁白温润、清爽细腻、方正有形。
据传,豆腐的制作是淮南王刘安在组织方士们炼丹实践中无意中发明的。刘安无意间造福了老百姓,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想不到。家乡作家汪曾祺先生赞豆腐,家乡企业家陈寿平董事长做豆腐,小小豆腐为何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实践证明,豆腐是中国的国粹,是饮食文化素食菜肴的主要食品,也是老百姓餐桌上须臾不少的副食,其色白净,其质柔软,老少皆宜,生熟皆可,深受大众的喜爱。我的内侄女张北方嗜好豆腐成痴,是“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腐”,平时的零食就是一块豆腐,手掐一块豆腐,放入嘴里,嚼得有滋有味,百吃不厌。
七十年代,我出生在江苏里下河的农村,在那个时代长大的人,对豆腐更熟悉,更情有独钟。我对豆腐也是有一份情结的。八十年代初,农村的生活还很贫困,豆腐虽然经济实惠,但也属于“珍馐”食品。是家里来客人了,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豆腐。菜园里青黄不接,大街上也有卖豆腐的。“菜不够、豆腐凑”,家里临时来了亲朋,奶奶总会给我两毛钱,让我拿上碗去街上“捧”豆腐,(“捧”是老家的地方方言,买豆腐为“捧”豆腐)。我记得,那时候的豆腐才四分钱一块,虽是价格低廉,也是招待客人的一道上等好菜。豆腐的做法五花八门、花样繁多,我独爱家乡的普通菜肴----汪豆腐。童年的时代,饭桌上有一份汪豆腐的日子,便是奢侈的幸福生活。
“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豆腐更是春节储备的必备年货。记忆中,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以后,家家户户都要张罗磨豆腐。豆腐的原料是一般黄豆,制作的方法还是原始的传统工艺,纯粹依靠人力来完成的,一道道工序是繁琐、繁重的苦力活,既消费时间,又消耗力气;既需要耐心细心、又必须掌握丰富的经验。选豆要精、磨豆要稳、煮浆要慢、滤浆要细、点卤要匀。那几日,村里的豆腐店里豆香四溢,雾绕四方。人们自觉地排队等候磨豆腐,挑着的桶里是浸泡一夜后的黄豆。黄豆都是自家种的,施用的是农家肥,颗粒并不大,但依旧饱满充实。
磨豆腐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人推磨和一人往磨孔里舀黄豆。豆腐店里的“丁”字型工具的推杆“咯吱咯吱”的响个不停,石磨一圈一圈转个不停,白白的豆浆就在两块石磨中间的缝隙,汩汩流淌出来,滴落在大缸里。我年幼好奇,争吵着也要推磨,费了很大的力气,却推不动沉甸甸的磨盘。“有钱能使鬼推磨”,是说有钱人可以让鬼来代替推磨这项苦力,可以想象这个活计有多苦、有多难。磨豆腐,一个磨字写进了多少无奈的辛酸和无穷的回味。那个时代的农民,生活困苦、性格坚韧,就是在这苦苦煎熬的推磨中品味着生活的点点滴滴的甘甜。
石磨子磨完黄豆,还需用纱布滤浆。豆腐店里的房梁上有一个固定十字架,四个角吊着方形的粗纱布布兜,是专门滤浆用的沙包。豆浆在摇晃的重力作用下,从纱布中沥出漏到下面大缸内,包里剩余的渣子,就是豆腐渣。豆腐渣是舍不得扔掉的,父亲用麻菜和豆腐渣一炒,是早晚吃米粥的可口小菜。
豆腐做好后,切成方块,养在装着清水的铁皮桶里(在没有冰箱的年代里,豆腐放在清水里保存,当地叫“养在水里”——编者)。刚切块的豆腐热乎乎的,柔软光滑、晶莹剔透,我抵不住豆腐清香的诱惑,偷偷的掐上一块,悄悄的塞入嘴里,绵软可口、余味悠长。
一块豆腐,在清浅的时光里,飘溢出一碗人间烟火的馨香,承载了一份美好的回忆,一份温暖的情怀,我似乎又闻到了汪豆腐散发的清新气息,颤悠悠、香喷喷的从千里之外的故乡飘然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