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语录——开篇:心到就好 天黑了

开篇:心到就好 写本《姥姥语录》是姥姥生前我俩就说定了的。 记得第一次跟姥姥说这事的时候，她那个只剩下一颗牙的嘴笑得都流出了哈喇子：“人家毛主席说的话才能叫语录，我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婆子说的些没用的话还敢叫语录，那不叫人笑掉大牙?” 躺在姥姥床上的我也笑翻了。你想嘛，一个只剩下一颗牙的人还说“笑掉大牙”，多可笑呀。 我跟姥姥商量：“是现在写，还是……” 姥姥接话可快了：“等我死了再写吧，反正丢人我也不知道了。光着腚推磨，转着圈丢人，你自己丢去吧，反正你脸皮也厚。”“你可别后悔呀老太太，你是作者之一，咱俩联合出版。刘鸿卿、倪萍，我把你大名写在前头，稿费咱俩各一半儿。” 姥姥眼睛一亮。 人，你自己丢去吧，反正你脸皮也厚。”“你可别后悔呀老太太，你是作者之一，咱俩联合出版。刘鸿卿、倪萍，我把你大名写在前头，稿费咱俩各一半儿。” 姥姥眼睛一亮。 想起十四年前写《日子》那会儿，姥姥陪在我身边，我坐着写，她站着翻，我写一张她翻一页，可怜的姥姥翻半天也不知道我都写了些啥，偶尔给她念一段，她还常常制止：“别为我耽误那些工夫了。起早贪黑地写能挣多少钱?”“一本书二十二块。”“那还真不上算，写这么些个字才二十二块，连个工夫钱都挣不回。不上算，不上算……” 呜，姥姥以为我一共才挣二十二块呢! 只剩一颗牙的姥姥忧伤地望着窗外：“咳，俺这阵儿要钱可是一点用也没有了。天黑了，俺得走喽，俺那个地方一分钱也不用花……”姥姥知道自己要走了。 前年，活了九十九岁的姥姥真的走了，我的天也黑了。 姥姥是我家的一杆秤，遇到啥事上姥姥的秤上称一称，半斤八两所差无几。 姥姥走了，留下了秤。 姥姥的秤有两杆，大秤、小秤。她的大秤是人人都可以称的，叫公家的秤，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公平为准星的，小秤是自家的秤。大秤、小秤的秤砣分量相差很大。 我也曾让她秤过《姥姥语录》，姥姥说：“上大秤称也就二两吧，咱家的秤能称个十两八两的。” 在姥姥的眼里，家里多大的事上了公家的秤都是很轻的分量。姥姥说得真准，现如今图书市场那么繁荣，好书有的是，一本小画书真的也就二两吧。但我还是拿起笔写了，因为姥姥语录得张贴出去。 姥姥的语录当真那么需要让外人看看吗？列出三十个题目后我也茫然了。真像姥姥说的那样，字里字外都是些“人人都明白的理儿，家家都遇上过的事儿”，有必要再唠叨吗？ 稿纸放在桌子上，每天该忙啥忙啥。怪了，常常是忙完了该忙的事就身不由己坐到桌前往稿纸上写字。几天下来，满纸写的都是姥姥的语录。 这些萝卜白菜的理儿，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怎么那么念念不忘呀？是我老了吧？是我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吧？可是认识姥姥的人，熟悉我的朋友见了我总是问起姥姥，提起姥姥语录。 敬一丹每回见了我一定有一句话：“姥姥还好吧？”只是一年比一年问的语气迟缓。 去年主持人“六十年六十人”在浙江颁奖，她又问：“姥姥……还……好吗？”我说：“不好，走了。”一丹说她始终不敢问，是因为姥姥快一百岁了，问候都得小心翼翼。 中午吃饭，张越、岩松、一丹我们坐一桌，又说起了姥姥，说得一丹大眼睛哗哗地流泪，其实我们说的也都是些白菜萝卜的事。张越说“三八”百年庆典，她就想请姥姥这样一位普通百姓做嘉宾，我心想，如果姥姥在，她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拿到全国观众面前，不就真成了姥姥说的让观众“笑掉大牙”了吗？姥姥说：“人最值钱的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没个分量你往大秤上站站试试？那个秤砣动都不动。” 白岩松也是。去年我和他去上海参加某媒体二十五周年庆，回来的飞机上我们又说起姥姥。一路的飞行，一路的姥姥。飞机落地了，姥姥还在我俩的嘴边挂着。 岩松说：“有学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没学历的人，不一定没文化。”临说再见，他还嘱咐我：“倪姐，快写写姥姥吧，我们需要姥姥的精神。” 我咬着牙不写姥姥。 有报纸希望我开个专栏专门写姥姥，我也始终没有动笔。这些年本子上胡写乱划了很多字，但很少写姥姥——近乡情怯？不知道。这是我最爱的人，是我最了解的人，也是离我最近的人，可是落在纸上却常常模糊不清，好像我就是她，她就是我。 随着姥姥的远去，我充盈的泪水逐渐往心里流淌的时候，想念灌满了我的灵魂，我开始寻找姥姥。家里每一个角落、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和姥姥一同拥有的，现在这个人不在了，我找不到了。 可是冥冥之中，姥姥又无处不在。 我知道，我是一直不敢找！我知道，还用找吗？姥姥一直都在我心里，在我的灵魂里。不用想念，姥姥没死，走了的只是那个躯体。 天黑了（1） 姥姥说：“天黑了，谁能拉着太阳不让它下山？你就得躺下。孩子，不怕，多黑的天到头了也得亮。” 姥姥走的那年春节我还跟她说：“挺住啊老太太，使使劲，怎么着咱们也得混个百岁老人。” 姥姥说：“有些事能使使劲，有些事啊就使不上劲了，天黑了，谁也挡不住喽！” “姥姥，你怕死吗？” “是个人就没有不怕死的。” “那你这一辈子说了多少回‘死了算了’？好像你不怕死，早就活够本儿了。” “孩子你记住，人说话，一半儿是用嘴说，一半儿是用心说。用嘴说的话你倒着听就行了，用心说的话才是真的。” “哈哈，老太太，那你这一辈子说了半辈子假话呀？” “也不能这么说。你想啊，说话是不是给别人听的？哪有自己对自己说的？给别人听的话就得先替别人想，人家愿不愿意听，听了难不难受、高不高兴。这一来二去，你的话就变了一半儿了。你看见人家脸上有个黑点，你不用直说。人家自己的脸，不比你更清楚吗？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你要真想说，你就先说自己脸上也有个黑点，人家听了心里就好受些了。” 哦，凡事要替别人想。 “姥姥，你走了以后我想你怎么办？每年清明还得给你上坟吧？” “不用，活着那些人就够你忙乎的了，人死了啥都没有了，别弄这些个没有用的摆设了，那都是弄给别人看的。我认识你这个人快五十年了，我最知道你了，不用上坟。” 姥姥走后我真的没敢去看她。 越不敢去心里越惦记。 去年夏天，儿子去姥姥家的水门口村过暑假，我派他代我去看看老奶奶。儿子回来说，老奶奶就躺在村口河边一个小山包的一堆土里。土堆前有块石头，上面写着姥爷和姥姥的名字：倪润太、刘鸿卿，土堆上面有些绿草，别的啥都没有了。儿子用手比划着土堆的大小，看着他那副天真的样儿，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挡不住。很久没有这样哭了，心疼姥姥如今的日子，孤单、清冷。 我也最知道姥姥了，她本质上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副柔弱的肩膀，一双三寸的小脚，热热闹闹忙忙乎乎地拉扯了一大群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走的时候是四世同堂。 这是姥姥想要的日子吗？是，其实也不是。 “姥姥，如果还有来世，你还会生那么多孩子吗？” 姥姥反问我：“你说呢？” 我不希望姥姥再那么辛苦了，“不生了”。 我也不生。如果还是做主持人、做演员这个工作，我就不要孩子也不要家。我盼着现场直播之前，先在一个安静的属于自己的花园房子里睡上一大觉，起来洗个澡、喝一杯咖啡，再清清爽爽地去化妆，精精神神地去演播厅，无牵无挂。晚上回来，舒舒服服地泡上一个玫瑰浴，点一支香烟，喝一杯红酒，翻一本闲书。哪像现在呀，给全家蒸上包子，熬上稀饭，抹把脸就提溜着裙子去直播了。不管多晚回家，一大家子人还等着你，温暖是温暖了，可累人、累心啊！我都佩服自己，那些年是怎么混下来的？ “人哪，就是穿着棉袄盼着裙子，穿着裙子又想着棉袄。要不是这些人在家等着你，你在电视上兴许就不会说人话了。” 明白姥姥的意思了吧？这是对我主持风格的高度评价：说人话。 “那你的意思，来世你还会选择当一个这么多孩子的母亲，当一个这么多孙子、外甥（山东等地称外孙、外孙女为外甥）的奶奶、姥姥？” 天黑了（2） “你和我不一样，你生下来是为老（好）些人活着的，有杆大秤称着你，俺这路人都是小秤盘里的人，少一个多俩的都一样。” 姥姥始终没给个具体答案。她不能想象没有家人、没有孩子，她这一生怎么个过法，但是姥姥觉得我是可以一个人成为一个家的那种人，我是有社会使命的那个人。哈，真会戴高帽子，谁给我的使命？ “姥姥，有多少家人、有多少孩子，最后走时还不是孤身一人？谁能携家带口地走啊？” 姥姥笑了：“分批分个儿地走啊，就像分批分个儿地来一样，早早晚晚地又走到一块儿了。” 是安慰还是信念？姥姥始终相信下辈子我们还是一家人。这是她对家的无限眷恋和对生命延续的阐释。 知道姥姥走了的那天我在东北拍戏。晚上六点多，哈尔滨已经天黑了，小姨发来一条短信：“六点十分，姥姥平静地走了。”看了短信，我竟然很平静，无数次地想过姥姥的走，天最终是要黑的。我一滴眼泪也没掉，只是不停地在纸上写着“刘鸿卿”三个字，姥姥的名字。 天黑了，姥姥走了，窗外冒青烟的雪无声地陪着我。屋里漆黑一片，我庆幸这样的时刻身边没别人，这是我最向往的时刻，我的心是自由的。 我把写满姥姥名字的纸贴在结了冰又有哈气的双层玻璃窗上，“刘鸿卿”三个字化开了，模糊了，看不清了，升腾了…… 看着小姨的短信，心里想的却是半个月前和姥姥在威海见的最后一面。我这位认识了快五十年的最亲的人、最爱的人、最可信赖的老朋友一句话也没和我说，我甚至觉得她都不知道我在她身边。我们就这样永久地分开了，从此天上人间。 其实，姥姥病危的通知已经发了三次了，我心里早有准备，这个“早”恨不能童年就有。 太爱一个人、太依赖一个人，就一定最怕这个人离你而去。小时候惹大祸了，姥姥最重的一句话就是：“小外甥啊，你得气死我呀！”多大的错我一下子就能改了。 “没有了姥姥我怎么办？” “有你妈呀！” 那时我觉得姥姥就是妈，妈就是姥姥。 我经常问：“为什么是先有姥姥后有妈呀？” 偶尔发个烧，即使烧得很高，姥姥也从不带我去医院。她像揉面一样把我放在炕上，浑身上下从头到脚揉上一遍，揉过的我就像被水洗过一样，高烧立刻就退了。再看看姥姥，出的汗比我还多。享受着姥姥的敲打，体味着姥姥的汗水，高烧一次，长大一次。那时我盼着姥姥也高烧，我也想用汗水洗一遍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