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爸爸,我又想出来一首诗,一首诗。”六岁的儿子顾城,每天从西直门小学放学回家,就沿着曲曲折折的楼梯,长长的通道,狂喜地狂叫着狂奔着,他推开房门直扑到我的面前。小小的心和心灵在剧烈地跳动,他大喘着气把他的诗念给我听:是塔松和雨珠的故事;是云朵和土地的对话;是瓢虫和蚂蚁的私语……
我凝视着他那深藏梦幻的瞳仁,时惊时喜时忧患,六岁的瞳仁中也有忧患吗?是小白兔似的忧患,还是小花猫似的忧患?他背诵完他的“诗”,也常常凝视,凝视在雨云下忙于搬家的蚂蚁;在护城河里游动的蝌蚪和鱼苗;在屋檐下筑窝的燕子和觅食的麻雀……他不太凝视人,人似乎是种最令人生畏的动物。不管从哪里来了位远方的来客,他都立即躲藏、回避。在“文革”初期,有人在我们楼窗下马路对面的潮湿墙壁上,刷了两条大标语,不知是贴反了,还是贴错了,马上被众多的路人围拢来,死死地缠住、揪住,按下头,用脚踢……顾城起初是从窗户的缝隙中久久凝视,后来他恐惧了,脸色惨白。他关紧窗户,蜷缩在床头,像蜗牛,再不向窗外多看一眼。他越来越想躲开人,躲开眼睛,躲开喧嚣、激越的声音,只想去那没有人只有天籁的世界。
有这样的世界吗?当一辆破旧的卡车把我们抄家后的残破旧家具,连人一同载走的时候,在十二岁的顾城眼里,流露着迷惘也流露着喜悦,我们全家是不是正在迁移,迁移到没有人的世界?渤海荒滩上栖落着大群大群水鸟,翅膀时时拍打着那像是泥捏似的村落,连村落里的人也像是泥捏出来的,说着我们听不太懂的话,穿着比泥土颜色更深的衣服。很少人来接近我们;我们也不主动接近任何人。
我被分配去养猪。我每天和小小的儿子一起拌猪饲料,烧猪食。那土灶的柴火烧红着不透明的早晨,和我们父子灰暗的脸。儿子借着灶口闪烁不定的火光,翻看着一本残破的《洛尔加诗选》,不知为什么这位西班牙意象派诗人的诗,竟会使这和我一起被放逐的孩子,产生这样浓烈的兴趣。儿子抬起有星云流动的大眼睛说:“爸爸,我和你对诗好吗?我读过你的诗,你有首诗题目是《黄埔江畔》,我想对首《渤海滩头》;你还有首叫《芦苇中的雁》,我想对首《沼泽里的鱼》”我深深感动,暗暗惊喜:“世界上已经没人再会想起我的诗;而儿子却记得,记得。”于是,父子俩真的对起诗来,一首又一首,把每首即兴诗,都用烧焦的枯枝写在灰烬上。儿子低声说:“火焰是我们唯一的读者。”
喂猪是我们流放生涯中最大的乐趣。在没有散尽的寒雾中,把一大桶一大桶热气腾腾的猪食,倒进猪圈,倒进猪槽,看着那些饥饿得要发疯的猪来争食,实在是太感人,太激奋了。儿子给每头猪取了名字:“老病号”、“老祖宗”、“天吃星”、“饿死鬼”……真的,由于缺少饲料,每头猪都饿得脊骨突露,嘴尖毛长。有时竟相互撕咬,你噬它的耳朵,它啃你的尾巴。
饲料危机是最大的经济危机,我们父子只有打开猪圈去放牧。几十头毛色不同、性格各异的猪,在海滩边,在淮河旁,咕咕哝哝、呼呼哧哧地咀嚼着野草和没有挖尽的红薯根、萝卜叶。中午,初夏的太阳已经有些温暖,我和儿子就跳进这即将入海的激流里,尽情浸没和扑腾。没有人,只有云和鸟和太阳,还有远远的草地上正在觅食的猪。草有些绿了,更绿了。盛夏来到。赤裸裸、水淋淋的儿子伏在沙滩上晒暖。他的手指却伸进砂砾中写诗:“太阳烘烤着地球,像烘烤着一块面包。”
是的,我们是多么需要一块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