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阅读.写作》武歆

每日一读｜行走·阅读·写作 作者：武歆 很多人都知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也知道它有多个出处。有的说，来自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中的“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还有的说，来自更早的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的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不是还有其他出处？我没有更多的考证，也就不再赘述“出处”这个话题。还是回到这句话本身。这个道理早已深入民心，并且经过民间文化人的赓续，成为人们唇边的常用语，也是街谈巷议中立刻想起的一句箴言。但如何“读”，如何“行”，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按照“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去索引名人名事，可以找到太多事例，并给我们以思想启迪。比如曾经坐在牛车上周游列国的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在深刻影响着我们的言行。遥想当年北宋宰相赵普的“得半部《论语》可安天下”，到那句经典的“君子和而不同”，两千多年的悠悠岁月，至今仍让我们无限感慨，它依然是我们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智慧宝典”。一生志在四方的徐霞客和他的游记，成为多个领域参考与研究的范本，还延伸到海外并对其他领域的研究起到引领作用；将落魄后的政治抑郁化作其他动力，游历山川的郦道元和他的《水经注》，其影响力已经翻越官场且远远超出其山水本身……如果把索引的触角继续外延到国外，名人名事也是不少。柏拉图的美学和哲学思想，除了来自苏格拉底的教诲，也与他的“行走”密切相关。根据一些资料记载，老师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和同门弟子们离开雅典，前往另一个城邦墨伽拉，与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尤克里特继续讨论哲学。与此同时，他还游历埃及，学习天文学，考察制度与文物，多年以后才回到雅典。但是很快又再一次离开，前往意大利学习和讲学。又过去了多年，他依旧没有停歇行走的脚步，到过萨拉库撒以及其他城邦。也正是在这不断地行走中、思考中，他写出了《理想国》《伊安篇》《大希庇阿斯篇》等，以及“对话体”中最成熟的《会饮篇》和《斐德若篇》等。假如柏拉图的一生始终固守雅典，还会有这些灿烂的文化结晶吗？《歌德谈话录》的辑录者爱克曼，在辑录这部具有世界影响的“谈话”之前，也有着四处奔走的经历。爱克曼出生于纽伦堡与汉堡之间荒原上的一个贫穷家庭，在来到歌德身边之前，他曾经在家乡附近抵抗法国人占领，后来随军跨过莱茵河到达荷兰。这个“行走的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一个新世界在我眼前展开了”。以后他离开军队，在严寒冬季步行到汉堡，结识了给他未来思想带来重要影响的一些人，克洛普斯托克、席勒，在此期间他还读到了莎士比亚、古希腊悲剧诗人的大量作品，紧接着他又进入哥廷根大学，最后来到歌德身边。即使是在歌德身边的九年中，他也没有完全停歇自己的脚步，曾到意大利去游历、去学习。“行走、阅读与写作”对于思想家、哲学家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于其他门类的艺术家，比如画家和音乐家，同样有着不可或缺的“催化作用”。出生于俄罗斯的斯特拉文斯基，是在“被动和主动”中具有“行走与流浪”双重意义的重要音乐家。他曾经离开战火中的故乡前往瑞士避难。在避难期间他没有画地为牢，继续出外旅行，先后到过西班牙和意大利。正是这两次主动的旅行，对斯特拉文斯基逐渐走出“俄罗斯风格”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与俄国民族既相似又向左的西班牙民风”，在他四手联弹《小品五首》中明显体现；而《普尔钦奈拉》则是有着鲜明的那不勒斯风情。这两次旅行不是孤独地单纯行走，而是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其中与毕加索的相见尤为重要，对斯特拉文斯基美学风格的形成和探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以至于后来他被认为是“音乐家中的毕加索”。假如只是毕加索影响了他并到此为止，那会失去“行走、学习”的意义，不能因为“他人的影响”而迷失自己，更重要的是拥有自己的声音。斯特拉文斯基没有让人失望，他的音乐作品，后来又影响了其他艺术门类，对二十世纪的舞蹈、绘画甚至是诗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庞德曾说“斯特拉文斯基是世上唯一一个音乐家，让我可以与之取长补短”。这才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重要。后来斯特拉文斯基又举家移居法国，于是纪德的小说、瓦雷里的诗歌，继续影响着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并开启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音乐转型——走向新古典主义。再后来，他又从法国到美国，最后又回到自己的祖国。从被动避难到主动回归，由此他也成为超越历史与地理局限的重要音乐家。丹麦有一位个性鲜明的画家，叫克罗耶，他更是把“边走边读边写”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他在半失明甚至完全失明的状态下，也没有停歇自己行进的脚步，直到去世的最后一刻。在他58年的短暂生命中，他从哥本哈根出发，去游历欧洲其他国家，与斯特拉文斯基一样，在游历中广泛接触社会，广泛接触能够接触到的所有艺术家，比如莫奈、雷诺阿以及马奈等，在吸收不同风格绘画的营养中，他逐渐丰富自己的艺术思想，逐渐清晰自己的绘画方向。特别令人感叹的是，他的许多画作都是在半盲状态下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克罗耶的“心、脑、手、眼、笔”，在艺术的统领下，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分割的艺术整体。“行走、阅读与写作”对于作家来讲，更是非常重要的“功课”。海明威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面对“要成为一个有抱负的作家，最好的磨练方法是什么”时，他是这样朴实回答的，“多出去走走看看……并精简你的所见所闻”；库尔特·冯内古特说，“（在旅行中发现）一个你也关心，其他人也会关心的话题来写”；没有边塞经历和从军的艰苦生活，岑参也就不会给我们留下“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拔，风头如刀面如割”的激昂诗句；如果没有出生在沱江边上，不会有沈从文“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我虽然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相反沈从文要是没有离开沱江边，也就不会有他日后把自己的创作与屈原所代表的楚文化联系在一起的阔大的联想，日后也就不会拥有以湘西本真和原初眼光去与世界目光的对接与思索……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但是，永远不要忘了更为重要的一点，不能只是简单机械地“走、读、写”，要想让“一部小说应该在读者的脑子里留下哲学上的余味”（〔英〕安东尼·伯吉斯），那就必须要镶刻上“思考”两个字。因为没有“思考”，尤其是没有经过“深刻酝酿之后的思考”，无论走多远、无论读多少、无论写多少，也不会留下回味无穷的思想印痕，只会是云淡风轻般的浅薄漂亮，不会拥有思想的重量——“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其实这些无尽的感慨，不过是又一次关于常识的学习。正因为它是常识，才需要我们不断地“温故而知新”。当然，要想在写作之上更进一步地“治学”，达到清代学者姚鼐所倡导的那样，“（文章）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互为用”的水准，则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学术跋涉。显然，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原载于2023年5月6日《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