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记忆

不能忘却的记忆 作者 田宝记 诵读 吉荣耀 翻开旧相册，很少有父亲的照片，父亲在世的时候还没有现在流行的那种数码相机，仅有的几张照片都是洗印的合影照，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父亲也就像那几张模糊的照片一样，在我们的记忆中开始模糊起来。大哥说，看着别人写了许多怀念父亲的文字，都有点我们父亲的影子，却远不是我们父亲的那种形象和品质。要把父亲写下来，留给我们的后人，无论做人做事父亲永远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父亲的一辈子是我们的财富，不能就这样没了。他说已经大体上写出了一个概貌，让我来润色完善。 我很佩服大哥的这个担当。我过去也曾几次想动笔写点回忆父亲的文章，都因过于动情被搁置了。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要依靠一双劳动的手养育9九个儿女，那不仅仅是劳累这两个字可以注释的，他经历了什么样的煎熬和心酸我们现在大约能够体会得到了。 我们的祖籍是河北平山县的庄旺村，与山西的阳泉接壤，是太行山石壁中的一个小山村，很少的庄稼地全部是石子，几乎没有一点土壤，可以想象那里的贫困程度。祖父逃难山西时还没有父亲，1926年父亲生于现在交口县高庙山一个叫做玉湾沟的山庄，后来又有了六姑，父亲是祖父唯一的儿子。祖父曾经是山西最早的红军组织晋西游击大队的一员，家里有一定的经济积累，应该说父亲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一度有过幸福和快乐的的时光。红军东征结束后，阎锡山清算未西渡陕西的“闹红”人员，美好的日子就此昙花一现。父亲随着祖父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遭受了家庭的巨变和数不尽的饥饿与恐惧。这在父亲的心理留下的永久的阴影，一直到全国解放天下既定了，别人让他参加共产党他仍心有余悸不敢相应。 (位于高庙山的玉湾沟庄子，现在还有人居住。） 母亲一家有着与祖父相似的经历。抗日战争期间邯郸所在地的冀南是战祸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加之连年干旱，蝗灾遍地，外祖父举家避祸逃离家乡魏县沙疙瘩村，依靠打工流落于山西。日本投降后苦于没有返乡盘缠，十七岁的母亲被外祖父卖给祖父做儿媳。有一次早饭，来山西看望母亲的老舅和母亲讲起当年那种生离死别的往事，让我们端起碗筷却不能下咽，落泪不止。就这样，父亲和母亲结合，开始了我们这个家的历史。 （清明节扫墓回来在玉湾沟休息，母亲和居住者聊天。） 高庙山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以黑龙庙为中心向四周绵延着崇山峻岭，山林茂密，地广人稀。这里是一个属于山西却集中居住着外省人的地方，是穷人的天堂。祖父在这里为我们建立起了最早的家和山西的田氏祖坟，祖父去世后，父亲在这里第一次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父亲发现，高庙山虽然可以保障衣食无忧，但这里山庄窝铺与世隔绝，对儿女的教育和成长有着很大的局限，他决定移居到距离高庙山最近的一个村庄庙港村。事实证明，这一次的搬迁对于家庭的锻炼和发展意义是极为深刻的。庙港村以村里制高点的土地庙得名，父亲的每一个故事都会牵连着这座土地庙。 （山顶上那座土地庙曾经演绎着父亲的故事） 父亲选择土地庙南面山腰的土坡凿土窑洞居住，村里人习惯地把这里叫做庄子上。庄子上是我们一家在庙港村居住最长的地方。翻过土地庙东面山坡下有一个山洼，类似于一个港湾，住着大部分的村民，这就是庙港的来由。这个村既有较多的土地，又紧靠高庙山的山林，吃饭烧火具有相对的优势，所以村子里也搬迁来几家外姓人。 （那个至今仍然叫做庄子上的地方） 父亲的迁居给庙港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不久父亲就担任了村里的队长，而且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村子前几乎就没有卸掉过这个队长的头衔。土地庙里的煤油灯下，父亲经常开会到深夜，抓革命促生产。土地庙的场院里经常集中了夏收和秋收的庄稼在这里打场，收获的粮食源源不断地供给国家。庙港村每年都超额完成国家统购粮食的计划，成为了一个名村，父亲作为生产队长也名噪一时，是当时著名的大寨陈永贵式的好干部。在父亲的一生中，这可能是他引以为荣的辉煌时期。 记得我们还在庄子上居住的时候，我和四弟好奇地把房梁上悬挂的一个用木条编成的筐子取下来，翻看父亲做村里会计的账本。因为父亲识字不多，里面的记录很多都是自己发明的象形字，画得各种各样的符号和数字。比如某人今天放牧牲口，他不会写放牧，就画着两头牛。还比如今天集体挑粪了，他不会写挑粪，就画着一个人跳着一担粪。这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账本。 我和四弟可能是家里最顽皮的，有一次我们拿出家里的锯子把石磨上两个木橛子给锯掉了，父母磨面的时候才发现，母亲很担心父亲责骂我们，结果父亲微微一笑，又重新装了橛子。在记忆里，我们有很多破坏性的游戏，这些游戏在许多家庭是不能被允许的，但在我们家却不受约束，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因此发怒，甚至动手打过。虽然后来我们兄弟姐妹有了九个，家里生活很困难，而父亲一如既往地呵护着每一个人。 （祖坟，清明节扫墓时。） 有一年秋天在土地庙打莜麦，柴油机发动不了，有人拿着绑着布条的木棒在窑洞里引火，准备烤机器，不料引燃了房檐下堆放的莜麦垛，火势很猛，救无可救，瞬间就把土地庙烧着了，房檐噼里啪啦往下掉。忽然父亲发现谷场里不见孙子的踪影，问五弟才晓得孙子陷在火堆后面的窑洞里。父亲两次奋不顾身冲进火里，在浓烟和烈焰中终于抱出了孙子。外面的衣服全烧着了，胡须和眉毛也烧没了，脸上和手上烧伤一片一片的。 随着集体化极端政策的深入，我们家因人口多劳力少，生活越来越艰难。口粮分到的很少，我们兄弟姐妹正在长身体，又很能吃饭。有几年还出现了口粮倒挂，欠了生产队的饥荒，家里的自行车、缝纫机等等几件值钱的东西都被集体收走了，家里空落落的。父亲变得很黑很瘦，本来不善言辞的他更加沉默了。虽然他仍然按部就班地继续担任着队长，但他忧郁的表情可以看出他非常地无奈和无助。在山西，我们没有什么亲戚，父亲也没有一个兄弟，所有的困难只有他一个人扛着。 父亲对我们的爱护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毫不粗心。妈妈养殖的猪去集市出售的时候，父亲总是带着我们一起去，卖猪的钱第一笔开销是带着我们到大街上的食堂去，给我们每人买一碗肉烩面，而他却不舍得吃一口。秋天我们卖了核桃仁，父亲总记得回来的时候买一些月饼给我们吃，他也是从来不吃。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学校回来，母亲做了三碗鸡蛋葱花的拌汤给我们吃，他们自己吃窝窝头，我实在吃不下去，哭着说为什么不熬得稀点都吃呢？父亲和母亲都不说话，父亲坐在炕头像一个木头人似得毫无表情。 雪上加霜的是父亲多年的生产队长得罪了村里不少人，包括后来迁移进来的外地人和很亲近的亲属，都对父亲有了意见，我们家的困难是村里最突出的，反而是最不被同情的，成了人们的笑柄。不大的一个村子里，我们兄弟姐妹多，在各个年龄段里都表现得很强势，都是村里的孩子王，也增加了原著村民对将来的忧虑。烟囱被塞，家里养的鸡被毒死，没人的时候房门被撬开被褥扔到院子里。一家人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就连我们在学校上学也遭到了老师的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我想我们的父亲当时什么都看在了眼里，但他没有什么好法子。那些日子父亲是最苦闷的日子，也不知道那些日子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另外一面，庙港村虽然留给了我们许多痛苦的回忆，甚至曾经产生过仇恨和报复心理，事后想来，在父亲的人格照耀下，我们都经历了逆境的洗礼，经受了艰难的锤炼，为我们后来的人生奠定了坚韧的基础。古人说福祸相依，可能就是这样的道理吧。父亲因此意志消沉，有几次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没本事的人，娶媳妇和盖房子都要自己想办法了，依靠他会打一辈子光棍。父亲的这些话，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自强的种子。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可能也是穷人家庭的另一种优势吧。 父亲把他的精力和智慧贡献给了农村集体化，他坚强、公道、正派、无私的品质造就了一个学习大寨的典型，而他却遭受了村民野蛮的驱逐。这真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迫于情势，我们一家重返高庙山。居住在已经废弃了的一个山庄马家庄。一贫如洗，废弃山庄，无情打击后父亲如何重起炉灶开辟生活，这正是父亲的过人之处，也是父亲最令人敬佩之处。 很快安顿下来，父亲的精神一改过去的萎靡，带领我们开荒种地，大量种植经济果木。大约两年的时间，父亲开垦出近一百亩土地，都种上了庄稼。这个时候恰逢国家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取消了集体化，父亲焕发出从未有过的干劲和热情。许多编筛子、打绳子、盘犁别磨、做豆腐、果树嫁接等等手艺让他就地取材，把山里的许多材料变成了市场上紧俏的农副产品。他自己盖起了新的住房，养殖了几十头牲畜，他成为了交口县第一批披红挂彩的农民万元户。 （马家庄时给父母拍照。背景是土坯房和两颗大核桃树，后面是牲畜圈。母亲的照片还在，父亲的照片遗失了。） 记得我从学校放礼拜回家，看见窗户纸都是新的，炕上铺着新席子新油布，父亲母亲的衣服一改过去的破衣烂衫，父亲坐在温暖的炕头，脸色明显地红润了，身体也不瘦了，眼睛里有了亮光。 这个时期，我们的父亲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做不完的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喂牛，种地，驮水，做农具。不论风雨，无关冬夏，在马家庄的付出是他过去劳作的不知多少倍。人不是铁打的，长期的劳作，特别是在露水地里漫山遍野地找牲口，父亲的两条腿长满了疥疮，奇痒难耐，很久才治愈。即使如此，父亲是高兴的。他的儿女们一个个都走出大山成家立业，不靠不要，自立自强。父亲从来也不责骂我们，却也从来不夸耀我们，但是我相信，父亲为自己也为他的儿女们感到自豪和幸福。马家庄这个地方，给予了父亲施展的机会，也完成了他成就儿女的梦想。 （我结婚时，照片中的父亲当时只有58岁，很显老了。） 我是在马家庄的时候考上师专的，后来妹妹也考上了中专。开学的时候已经到了11月底，我的行李并不多，但父亲一定要送我到十五里地的红庙梁公路上。他背着我的行李，却让我空着手，路上父亲没有讲过一句话。在公路上等车的时候，他在路边烧起火堆，让我蹲着烤火，一直到我坐上了他拦截到的顺路车。当我回望那个路口的时候，我看见父亲依然站在寒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