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文章《儿时的回忆》

儿时的回忆 杨继臣 前些天，我爱人身体偶有不适，我送她到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检查无甚大碍，我也轻松了许多，这才有心思在医院院子里转了转。只见病房楼、检验楼、门诊楼、职工住宅楼等建筑，占据了医院的大部空间，医院南部的外科大楼正紧张施工，不久也将投入使用。已经十分狭小的院子里停满了汽车，医院里见不到多少绿色。门诊部求医者川流不息，病房里人满为患。救护车拉着警笛、闪着警灯进进出出，把危重病人接进医院，直到夜里，喧嚣一天的医院才安静下来。眼前的一切，很难和我儿时对此地的记忆联系起来，可知否？这里曾是我儿时的乐园——一片绿树成荫，静谧而神秘的地方。 一 现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范围内（包括办公区和家属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是天主教新乡教区及教堂所在地，据河南省天主教年鉴记载；一九三六年，天主教梵蒂冈罗马教廷下令由天主教卫辉府牧区分设新乡教区，教区地址就选在此地，我家就住在与教会西墙一墙之隔的新开街，家里人自然对隔壁天主教会的变迁了如指掌。 这座教堂规模宏大，占地广阔，面积达三万七千二百平方米（近60亩），呈南北长、东西宽的长方形，四周建有围墙。 教堂分三个功能区，南区是办公区，中部是休闲区，北部是宿舍区。 南部办公区东南角是一座两层楼房的医院，它是教会的附设医院。医院墙体下部是白石筑础，白石以上青砖砌墙，斜脊灰瓦的屋顶，看起来简朴、雅致，内部装以木地板，木楼梯，很是温馨，为方便就医，向东开一大门（即现大门位置）。 紧挨医院西侧是礼拜堂，之间有矮墙相隔。礼拜堂东西长约一百多米，宽约三十米，高五、六米。礼拜堂外一条白石板路通向西面的铁门，这座大门供工作人员和做弥撒的信众出入。门内耸立一座钟楼，每到礼拜时间，敲钟人上下拉起绳子，使大钟左右摆动，钟锤不动，大钟撞击钟锤发出宏亮、悠长的鸣响，不太大的新乡市，市民几乎都能听得到。 礼拜堂北面原有两座三层办公楼，是教堂神职和工作人员办公地，据我姨妈讲：日本投降那年（一九四五年）五月，驻新乡的侵华日军军官在一号办公楼里开会，被国民党谍报人员探知，呼叫空军，下午二，三点飞机临空投了两颗炸弹，一号楼被命中，日本军官大部分被炸死或炸伤。我家住在办公楼西侧围墙外，当时炸出的砖石碎块铺天盖地而来，我家大门也被砖石、泥土堵死，花了两天时间才将其清理完。 教会大院南部毗邻新华街区域是工作人员居住区，几幢灰色两层小楼，显得典雅、幽静。居住区向新华街开了一个门，两扇木门漆成黑色，平时总是闭着，很少打开，显得有点神秘。 在南部办公区和北部住宅区之间是休闲区，有一大片树林，树木高大挺拔，枝繁叶茂。树林中鹅卵石铺成的林荫小道穿行其中。树下放置木椅，以供小憩。树林北边，办公楼旁种植一大片海棠，还有十几棵桃树和杏树，每年清明前后，天气乍暖还寒，但杏花经不住春光诱惑，率先开放，白色微带粉头的花朵，满树烂漫，如云似霞。当“花褪残红青杏小”时，桃花跟着开放了，它灿烂艳丽，在潋滟春光里，格外妩媚。最后开放的是海棠花，海棠花呈淡红色，虽然花形小，但花团锦簇、重葩叠萼、一树千花、使人陶醉。暮春时节，“绿肥红瘦”，生机盎然。到九月，黄色的杏、白里透红的桃子、小红苹果似的海棠果，沉甸甸挂满枝头，让人垂涎。 二 这片树林就是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玩的地方，它给我们带来无穷乐趣。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上小学，下午一放学就叫上小伙伴从教堂西门进入树林玩耍。常玩爬树、弹玻璃球、捉迷藏、推铁环、“打死救活”等游戏。爬树的游戏规则是，每人选一棵树，裁判一声令下，在规定时间内，爬得最高者为胜。刘生是爬树高手，他身手敏捷，每次比赛冠军都非他莫属。小伙伴羡慕、忌妒、恨，巴不得刘生出点什么“事”，让心理平衡平衡。 “时机”终于来了，有一天又比赛爬树，刘生爬得最高最快，已经判他是第一名了，但他还是显摆不肯下来，继续往树顶端爬，原来那里有一个喜鹊的巢，是喜鹊夫妇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搭建的，如今宝宝都快会飞了。刘生把手伸到鸟巢里刚抓到一只雏鸟，恰巧被觅食归来的成鸟发现了，喜鹊夫妇轮番向刘生发起攻击，它们凄厉地叫着，用翅膀拍打他的脑袋，吓得刘生“吱哇”乱叫，赶快丢下雏鸟从树下滑下来。谁知喜鹊夫妇不依不饶，仍尖叫着在他头上盘旋，好像在说，谁叫你抓我家宝宝，你以后得长长记性。小伙伴们看着刘生落慌而逃的狼狈相，不由得偷着乐，心里顿时平衡了许多。 喜鹊记仇，以后几天只要刘生一进院子，喜鹊夫妇就俯冲下来，吓得他半个月不敢进院子。 小伙伴金岭的强项是弹玻璃球，是此项游戏的佼佼者。此项游戏的规则是：先挖一个十厘米直径的小坑，距小坑约五米处划一条线，谁用最少的次数将球弹入小坑者为赢（和打高尔夫球规则相似），金岭只需两次就能把球弹进坑内，而其他人则需四次以上，金岭超群的判断力后来得到发挥，他日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特等射手称号，荣立三等功。 我的优势是跑得快，玩“打死救活”游戏，我救别人易，别人“打死”我难，以至于五十年后偶遇刘生，没聊上几句，话题就转到儿时做游戏，说起当年事，他兴致老高，直夸我当年玩“打死救活”跑得最快，谁也撵不上我，引得站在一旁的我的爱人也忍俊不禁的笑了，她说：都快六十岁的人了，还像孩子似的。 大人最不放心小孩玩耍磕着碰着，反复交代别爬太高，别跑太快，但“事故”还是免不了发生。有一天玩“捉迷藏”，天都黑了，小伙伴有的藏在树后，有的趴在草丛中，唯独我别出心裁，爬到两米多高的树上。捉猫的是新生，他借着夜色掩护，猫着身偷偷接近我上的大树，我毫无戒备，到树下后，他大喊一声，我一惊，手一松掉下树来，摔得我两眼直冒金星，呼吸困难，腰酸腿痛，怎么都起不来。小伙伴害怕极了，我当时也觉得腰折了，可是过了半小时，我爬起来了，走了走没事。我拍拍身上的土，警告大家，今晚的事谁也不准说，否则大人就不让出来玩了。 林子里经常会有一些教堂工作人员来散步，起初还遇到一些穿黑袍，留着大胡子的外国传教士。后来这些外国人不见了，说是他们回国了。 经常到树林来的有一位中国籍的教堂工作人员，当时还不到二十岁，名字叫大鹏。喜欢和我们一起玩，他负责教会行政管理工作，还负责唱诗班排练，排练场就设在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每周六晚上排练，大鹏钢琴伴奏。 不知为什么我似乎对听音乐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愉悦。每到唱诗班排练时间，我都早早来到排练厅，站在窗外聆听美妙的天籁般的和声以及钢琴悦耳的弹奏。弹的、唱的内容当时完全不了解，只是觉得好听而已。大鹏见我对音乐感兴趣，就招呼我进来坐在一旁观看，闲时也独自带我听他弹曲子，我记谱特别快，跟着哼起来音准好，节奏感也强。以后我慢慢知道，他弹的曲子有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海顿的《小夜曲》等等。 每逢天主教节日（圣诞节、复活节、圣神降临节、圣母升天节）及星期日下午，礼拜堂前钟楼上的大钟就会敲响，钟声传遍全市，教徒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礼拜堂做弥撒（拉丁语​missa​的译音，意为天主教宗教仪式）。好奇心驱使我也到礼拜堂看个究竟。隔着玻璃往里看，里面光线昏暗，没有电灯，只点蜡烛，墙上挂着圣母、耶稣、圣徒等油画。偷偷溜进去，学着大人的动作蘸一点门旁墙上杯里的“圣水”，按上、下、左、右顺序划一个十字，然后跟着信众跪在木椅背后的木凳上。弥撒开始，神父入场，唱诗班唱赞美诗，然后神父领诵，讲经。最后领受圣餐（酒和饼），这是整个弥撒仪式最神圣的时刻。仪式非常庄严、隆重，一个多小时才结束。 教会医院的规模，当时并不大，医务人员也就几十个人，不知为什么，我对医院里穿白衣服的医生、护士从小就畏惧，对医院里充斥的消毒水气味有天生的排斥，从不敢独自进医院。有一次，我感冒咳嗽、发热，我姨带我来这里打针，当我看到护士手中针管和长长的针头时，吓得提起裤子就跑了。阴差阳错的是，二十多年后，我大学居然上的是医学院，也穿上了白大褂，身上充满了新洁尔灭消毒水味，命运可真能捉弄人。 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中国的宗教政策逐渐明朗，即中国宗教事业实行独立、自主、自办的方针，中国的宗教事务和宗教团体不受外国势力支配。在此政策指导下，外国传教士开始分期、分批被遣送回国，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五六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我放学回家路过礼拜堂，见门口停着几辆汽车，车上坐着许多持枪的解放军战士，几名外籍神父提着箱子从教堂内出来，上了车，车子往火车站开去，大鹏后来告诉我，这次走得是最后几名外籍神父。之后，天主教新乡教区教区长和主教全部由外国人换成了中国人担任，诺大的天主堂终于回到中国人手中， 但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年多，政府就撤销了天主教新乡教区，教区原有土地全部划归新乡市人民医院，原教区人员调到其他教区。大鹏说他被调到开封教区工作，临走时我们几个伙伴送他，大家伙依依不舍，他对我说：你在音乐上下点功夫，说不定能行，你具备基本条件。 也不知是他的这句话还是他这几年音乐启蒙起的作用，我居然以后痴迷上了音乐。我十岁那年，死缠活缠让我姨妈给我买了一把弦（即二胡），有空就拿出来“杀鸡”，家里人都说拉得太难听，可我却乐此不疲。当时我姨妈在纺织厂工作，三班倒，家里没有闹钟，上夜班老迟到。我自告奋勇叫我姨上班，大人们都夸我懂事，其实我是包藏“胡”心（即拉二胡之心）。我躲在大门口用两腿夹住二胡练习（以免影响别人休息），钟表放在脚下，到夜里十一点叫醒我姨我才去睡觉。有一次拉得陶醉，竟然忘了自己的职责，造成我姨迟到被扣了奖金。嘿！你别说，经过两年多练习，二胡演奏技术明显进步。 一九六零年，我用积攒的十块钱买了一把处理小提琴，找不到老师，就去图书馆借【小提琴演奏法】看。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那时工人俱乐部每周六晚举办交谊舞会，我班同学曹四群家住俱乐部对面，和俱乐部工作人员熟悉，他说：俱乐部乐队有拉小提琴的，你要不要去看看？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