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居住的街道》作者：红孩 朗诵：海之魂

风居住的街道 作者：红 孩 朗诵：海之魂 多年前，一位香港的朋友约我写电视专题片《北京的胡同》。为此，我查阅了大量关于北京胡同的书籍，对胡同稍微了解一些。正当我满心欢喜写到第五集时，我的那个香港朋友突然因心脏病住院，一下子几个月没有了音讯。等我再见到那个朋友，其形状骨瘦如柴，说话有气无力，不要说继续弄胡同专题片，就是能坚持活下来都是个未知数。本来，按合同规定，他是要先付我和另外两个朋友一笔稿费的，可我们三个都是北京人，对宣传北京文化抱有一腔的热情，根本没考虑挣钱多少，所以就稀里马虎的开始工作了。等后来那个朋友去世了，我们也没有得到该得到的稿费。 不过，能集中两三个月时间研究北京胡同，这对于我倒也不失为一种因祸得福。我虽然是北京人，但从小生活在北京郊区，对城里对胡同并不真正的了解。小时候，也就是七十年代第一次进城是到我爷爷家。爷爷解放前就在城里做事，早先我们家里在前门外开过一家钟表店，后来败落了，爷爷便跟人学徒干起了厨子。解放后，爷爷被安排到北京的积水潭医院当厨师，给病人做病号饭，也给领导做招待的客饭。据说，有一年陈毅住到了积水潭医院，院里专门吩咐让我爷爷给其做病号饭。具体做的什么饭，爷爷没讲给我听，爷爷只说陈老总竖起大拇指直说好得很。 爷爷最初工作生活都在医院里，一两个月才回郊区的家一趟。常常是住上一宿，第二天一早又得往医院赶。1968年，我奶奶去世后，爷爷不久便在城里和安定医院的一个护士结婚了。他们在积水潭医院南边大茶叶胡同29号院分得一间平房。这样，爷爷在城里就真正的有了家了。也就从那时起，我父亲逢年过节都要带上我和哥哥去爷爷家拜年。说是拜年，我们也没什么好买的，有时带一二十斤大米，有时到白塔寺南街十字路口的商场买一包点心。到爷爷家，通常是奶奶在，那时她已经从昌平的回龙观安定医院调到城里，在街道当卫生员。奶奶是上海人，干净利索，会扎针灸，在白塔寺一带很有些名气。父亲把我们放到爷爷家后，就走着去积水潭医院。从大茶叶胡同到积水潭医院要经过宝产胡同、新街口，大约二三十分钟的样子。走这点路，对在农村当了一辈子村干部的父亲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爷爷在医院厨艺好，人缘也好，每次见到我父亲来，食堂的师傅们都高兴的大声吆喝:陈师傅，您儿子来看您来啦!爷爷听后便会一溜小跑过来，然后和父亲一路有说有笑的走回家。半路，爷爷会到副食店买上几斤肉，一半给我们炖红烧肉吃，另一半肥些的让我们带回家吃。我爷爷炖红烧肉的水平，是我几十年来见到的最有水平的，色香味俱全。另外，我爷爷包饺子也是一绝，他会用两只手同时挤，形状像元宝。记得有一年医院组织到郊区拥军，我爷爷和另外一个师傅，两个人能给一个连的人包饺子，其速度可想而知。 我没有数过我到过多少次爷爷的家。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甚至是我父亲，是从来没有把爷爷的家看做是自己的家的。爷爷在我们的心里，那不过是我们在城里有个亲戚而已。我和我父亲，在爷爷的家一次也没有住过，我们从来都是当天来当天回。我始终认为，所谓家，必须是有父母在，可以在那里睡上三天不走的地方。多年以后，当我离开郊区农场到京城工作后，包括我在城里分得楼房，有了自己的家，可在的内心深处，一说到家，还是郊区那个叫做于家围的村庄。在那里，我和父母一同居住了三十余年。 对于我父亲，他父亲位于北京城里白塔寺下边大茶叶胡同29号的那个四合院，那里除了住着他的父亲，他很难再有别的想法。他是不会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的。爷爷再婚后，奶奶家有两个女儿，比我父亲略小些。在工资不高的年代，他们的收入除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还要担负爷爷的部分药费。爷爷在七十年代中期，也就是他即将退休时得了半身不遂，多亏奶奶会扎针灸，才可以让他又安全生活了近二十年。仅凭这一点，我们就无话可说。 我对我爷爷最深刻的记忆有两次。一次，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带我到爷爷家。爷爷专门送了我一支红色的英雄牌钢笔。当时，我们小学生刚开始学用钢笔写字，一般人都用一块多钱一支的。而我爷爷送我的那支，是三块七毛五买的。上课时，我拿出来写字，出奇的好使，仿佛那字体一下就好看了起来。每天放学，我都小心翼翼把那支钢笔别在胸前的口袋上。走在路上，胸膛有意鼓鼓地，生怕别人看不出来似的。可是，这支笔跟了我也就四五天，在一个下午，我在和几个同学在鱼塘边玩时，不知是掉到草棵里，还是被哪个同学给眯了，总之，我找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找到。为此，我伤心了还几天。另一次，是在1986年的年底，我由农场的一家畜牧单位调到乡政府任团委书记。父亲对爷爷说，老二调到乡政府当干部了。爷爷听后，迟疑一下，然后眼泪竟盈满了双眼，爷爷激动地说，当干部好啊，咱家也有到衙门口做事的了。对于这次调动工作，我原本还有些不情愿，在那个年代，国营是要比集体荣耀得多的! 我是1992年下半年调到城里一家报社的。我们那个报社在陶然亭，与爷爷家的白塔寺有一小时的车距。可惜，转过年来的四月底，爷爷就去世了。爷爷只知道我当了记者，具体在哪个报社，他就不是很清楚了。爷爷去世后，我是经常去看望奶奶的。奶奶虽然七十多岁，但身体硬朗，偶尔还去给病人义务扎针。我到她家，主要是陪她聊会天。有时到她家，家里没人，我就到附近转悠。有几次，我独自一人去了白塔寺。在以前，我和我父亲去过白塔寺，只知道这白塔寺是尼泊尔人建的，有五十多米高，顶层藏有很多经书。在我的心里，这白塔寺的白塔远比北海的白塔在我心里更有地标意义。 1999年年底，大茶叶胡同29号院整体拆迁了。奶奶被安置到大兴黄村，换了一个90平米的两居室。那地方我去过一次，我在为奶奶祝福时，也真诚的希望她多活几年。人一辈子历经磨难，能赶上现在的好日子不容易啊。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去奶奶的家。毕竟，奶奶身边有自己的亲生女儿，有自己的几个外孙子，我去的多了，说不定人家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2006年，奶奶去世了，父亲参加了她的葬礼。奶奶有遗嘱，她死后要一个人埋在单独的墓地。也就是说，她既不和她前夫埋在一起，也不和我爷爷埋在一起。奶奶一辈子是一个思想与时俱进的人，她的这样选择，我是非常理解的。 自从奶奶搬迁离开白塔寺下边的大茶叶胡同29号院后，那地方我就再也没有去过。有几次，我坐车从那里经过，每次都情不自禁的抬头去看那高高的白塔，想象着那下边的院落里曾经住着我的一个亲戚，那个亲戚是我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我常常想，那大院被拆迁后干什么用了，是建了楼房，还是做了绿地?没人告诉我，我也没去打听，我只愿把它想做是风居住的街道吧。我不想说那里是风居住过的地方，地方是空旷的，而街道是有人烟的。 2020年3月5日 西坝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