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懋濂：新村

马来西亚华人的生存故事：我来自新村 我心潮起伏，难以抚平，不禁想起我也来自“新村”，也有过相似的苦难日子！我家的生存故事，也属于半岛华人历史的一部分。 马来半岛丁加奴州的北加河畔橡胶园，是我的出生地。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一面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一面派兵大举南下侵占东南亚。为了从英国手中夺取马来亚，日军选择在吉兰丹州哥打巴鲁登陆。英殖民主义者不堪一击，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丁加奴州。敢于拿起武器顽强反抗，并令侵略者惶恐不安的，当地唯有马共所领导的人民抗日游击队。 抗日游击队以深山老林为基地，来往自如，日本蝗军哪敢进入追击？只好拿平民百姓来开刀、迫害。某天上午，大批鬼子出现在我们橡胶园，呼呼喝喝，要我们即刻收拾东西，搬迁他处。大约过了两小时，放火把房子（亚答木屋）化成灰烬，又开枪打死我心爱的六七只狗，吓得我和弟弟嚎啕大哭！至于我家辛辛苦苦饲养的鸡鸭、母猪、小猪，还有菜园里的蔬菜、番薯、芋头、凤梨、甘蔗，最终下落可想而知——肯定进入那班野蛮畜生的肚子！ 北加橡胶园的小园主，好几十家都是海南人。我们全部被赶到龙运镇“五条石新村”——位于公路旁，因距离小镇五英里而得名。所谓“新村”，其实是让我们自生自灭的集中营或难民营。大家起初只靠帐篷遮风避雨，后来才有自建的亚答小屋。水源倒是问题不大，山泉到处流淌，井水也清澈可鉴！ 在“新村”里，村民面对最大问题是没有了收入，有钱也买不起米粮（非常昂贵）。带来的大米吃完后，就没有米饭吃了，只能天天吃木薯（或番薯）充饥，当然营养不良，全家都患上脚气病，双脚浮肿、溃烂、生疮。每个人都脸黄肌瘦，而幼小的我，更是四肢骨瘦如柴，又捧着个大肚皮，怪模怪样的，常遭到他人（包括三姐）嘲笑！体弱自然就多病，蚊虫叮咬带来的疟疾（传染病）最可怕。家中若是没有金鸡纳霜，我早就没命了。腹泻也是难以避免的，幸亏珍珠草可以治愈。 饥饿难耐是“新村”初期给我最大折磨、痛苦。每天早上醒来就饥肠辘辘，饿得发慌，家里能吃的很少（有也不能多吃）。于是乎，只好溜到村子与森林交界一带，寻找一些野果来充饥——父亲再三叮咛：只有猴子吃的，我们人才可以吃。终于发现一棵高大的野生芒果树，经常挂满果子，还有野生的红毛丹、香蕉和一些不知名的小野果，但我们得和小鸟、蝙蝠、狸猫、猴子争抢一番，到手的很有限。鸟蛋也是我们的寻找目标，可是哪能填饱肚子？况且不容易找到。 为了一家大小的生存，母亲、姐姐都得咬紧牙关，开垦荒地，栽种杂粮、蔬菜。汗水终于灌成了丰收，每隔几周，母亲总要挑着沉沉担子，筐里装满木薯、番薯、沙葛、花生，步行五英里（约8公里）到龙运镇去。在菜市场摆在地上贩卖，然后买一些碎米、咸鱼、粗盐、椰糖、椰干（煮椰油用）、煤油挑回来，到家时已是日落西山了。 大米非常昂贵，又受到管制，如何是好？刻苦耐劳的母亲带着姐姐，在离屋不远的沼泽地里，毅然开垦、种植起水稻来。这对改善我们的生活，多少有点帮助，同时带来一点乐趣：稻穗青黄交接之际，数以百计的鸟儿肯定飞来光顾，父亲和我得在稻田里守护着，驱鸟、打鸟算是苦中作乐吧？此外，水稻田或沼泽里有各种小鱼，也许用畚箕捉打架鱼，才是童年生活最难忘的一页！城市里的孩子绝对没有这样的胆量，因为相当危险，不但可能泥足深陷，水蛇、蚂蟥不时在身边游动。 “新村”的黑暗岁月终于结束。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不久，大家都回去橡胶园，把家园从废墟中重建起来。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到了1949年，紧急法令又把北加垦殖者赶回“新村”去。红毛鬼的手段同样惨无人道，烧杀掳掠，同出一辄，甚至更加令人发指！幸亏我们不久便离开了“新村”，流亡到狮岛来投奔亲戚，不然苦难日子何时了？ 日本侵略者与英国殖民主义者先后把百多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关进“新村”，非但践踏了基本人权，也是违反国际公法的滔天罪行！ “新村”是我的启蒙学堂，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 （2017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