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寻找

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 路过一场草地上的婚礼。白色的帐篷一簇一簇搭在绿色的草坪上，海风习习，明月当空，凤凰木的细叶在夜空里飘散，像落花微微。几百个宾客坐在月光里，乐队正吹着欢愉的小喇叭。 我很忙，真的，尽量不要请我演讲、座谈、写序或是什么推荐信。我真的很忙。 我寄住在一个岛上。这个岛的面积，如果不包括它旁边突出来让海鸥打个盹的大小岩石，大概只有七十六平方公里，也就是说，直走个八公里路，横行个九公里半，再走就要掉到海里去了。 岛的位置，据说是北纬二十二度十一分，东经一一三度三十二分。台湾的嘉义有个二十三度线，对，你往下走大约八〇八点八二公里，就会碰到我。 碰到我时，不要跟我打招呼，我一定正在忙，忙着望出我的窗外，盯着窗外这一片浓绿的树林。 是这样的。我搬来这北纬二十二度十一分、东经一一三度三十二分的第一个春天，二〇〇四年二月一日星期天—你可以去查证日期；因为早春的风从西边非常轻柔、轻柔地弥漫过来，带着海洋的鲜凉味，我就不知不觉捧着书坐到了面海的阳台上。那是一本刚刚出版的德文书，一个德国作家写他从柏林徒步行走到莫斯科的纪实—那是一六〇七点九九公里。读着读着，我开始感觉不舒服，心悸，难过。 放下书，眺望海面，慢慢地，像一个从昏迷中逐渐苏醒的人，我一点一点明白起来。让我心悸、难过、不舒服的，不是海面上万吨巨轮传来的笛鸣，也不是那轻柔的海风里一丝丝春寒料峭。是有一只鸟，有一只鸟，一直在啼。 从我高高的阳台到平躺着的大海水面，是一片虚空。所谓空，当然其实很挤，就是说，有夕阳每天表演下海的慢动作，有岛屿一重又一重与烟岚互扯，有黄昏时绝不迟到的金星以超亮的光宣传自己来了，有上百艘的船只来来去去，有躁动不安的海鸥上上下下，有不动声色的老鹰停在铁塔上看着你，有忙得不得了一直揉来揉去的白云—还常常极尽轻佻地变换颜色，有灰色的雨突然落下来，有闪电和雷交织，好像在练习走音的交响曲，有强烈阳光，从浮动的黑云后面直击海面忽闪忽灭，像灯光乱打在一张没有后台的舞台上。 可是整个空间像万仞天谷。在这万仞天谷中，有一只鸟，孤单一只鸟，啼声出奇的洪亮，充满了整个天谷，一声比一声紧迫，一声比一声凄厉。我放下书，仔细听，听得毛骨悚然，听得满腔难受，怎么听，都像是一个慌张的孩子在奔走相告： 苦啊！苦啊！苦啊！苦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鸟，巨大的声音，跨越整个树林和海面，好像家中失了火，满村子哀告：苦啊，苦啊，苦啊，苦啊…… 我飞奔进卧房里拿眼镜。我飞奔进书房里拿望远镜。我飞奔回阳台，像潜水艇浮出海面的侦察雷达，我全神贯注，看。 它的凄苦哀叫，离开了海面，穿越我的头上，到了另一头，就是我卧房外面的树林。我抓着望远镜奔到窗口，瞄准了树林。 它的啼泣，大到盖住了汽车行驶的声音。树林很深，它继续哀哭：苦啊，苦啊。我努力地看，却怎么也看不见它。窗外一片树林，成群的凤头雪鹦鹉我看见，悠乎游乎的老鹰我看见，但是，我看不见那家中出了事的苦儿。 我很忙，因为我一直在找它。我不知道它的长相，也不知道它的名字。你如何从“苦啊苦啊”的声音，上网去查出它究竟是谁？ 它的凄苦哀叫，离开了海面，穿越我的头上，到了另一头，就是我卧房外面的树林。我抓着望远镜奔到窗口，瞄准了树林。 两个月后，一个上海老朋友来访。我泡了碧螺春，和他并肩坐在阳台上看海。蓦然间，一声青天霹雳的“苦啊—”，从树林深处响起。我惊跳起来，朋友讶异地“哎呀”出口，说：“嗄，怎么香港有杜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