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偶得张继成美国杰出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谈到日本文明时指出:“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吸取外国文明。”日本文化的形成,可谓博采众长,主要受到以汉学、儒学和佛教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及近现代的欧美文化的影响。儒学对早期的日本文化影响深远。“知止所以不殆”“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是老庄的少欲知足思想。受老庄思想和佛教思想的影响,自古以来,在日本形成了:幸福是危险的、空虚的,而忍受不幸才是美德——“幸福危险论”。十三世纪初,日本鸭长明著的《方丈记》中说,“有财多虑”,“人所营皆愚,尤以造家宅于如此多危之京中,耗财恼心,实为愚中之极”,所以“唯草庵,闲逸无虑”。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日本精通儒、佛、老庄学说的吉天兼好的随笔集《徒然草》中主张:“财多疏于守身,招累致害之媒也”而“身死留财,非智者之举,......有言‘唯我得’者辈,争家业,其状恶也”。他主张只要有“以保朝夕之物”就可以知足了。17世纪初,日本学界兴起了对于中国儒学研究的热潮,林罗山正是其中重要代表人物,被誉为日本德川时代官学——朱子学的奠定者。他在通俗解释仁义礼智信的《春鉴抄》中强调:“欲纵终必灭,志满后必毁,乐极悲自来,谨言慎行不可轻也”。日本哲学家、游记作家和植物学家的先驱贝原益轩。早年学医,1657年他弃医而研究朱熹的新儒学著作。他写了近百种哲学作品,强调社会的等级本性,并把孔子的学说翻译成日本各阶层的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他说“财禄有止,必财尽途穷。......纵享万贯之俸,而随心所欲,富家也必有财竭后日,既苦自身,且累他人,为一身之苦、子孙之不幸”。“世俗之乐,其乐犹不止,迅即为我身之苦,惑心,损身,恼人”。他还说“万事满至十分,其上无以复加,忧患之本也。古人曰:饮酒微醉,花观半开,此言至理也”。他在《益轩十诫》中说:“易曰:天有盈亏,物有满缺。古语也谓:藏多失厚”。日本具有浓厚神佛色彩的佛教说话故事集《沙石集》中说:“恩愈大,烦恼愈多,所营愈烦,身多危矣”!正如处事说教书中所谓“大福来,灾祸起,当为训,慎处之”。日本的“国学”专家富士谷御杖(1768一1824)说:“凡人之常情,无不求乐厌苦,然只厌苦则招苦,只求乐则失乐”。这种思想至今作为处事妙诀,被写在谈修养、谈处事的书里。例如:“富有......反而因此感到苦恼。富有者未必幸福”。“忙忙碌碌地追求金钱,被金钱鞭打着,苦恼万分地东奔西走。多么痛苦呀”!二战以后,虽然幸福至上主义、享乐主义的社会心理已经蔓延,但至今还有许多日本人依旧把“幸福危险论”当作生活指针,委实令人惊讶。我们常常说“幸福指数”,其实每个人的答案都不相同。有人说“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这种想法也不符合辩证法思想。在我刚参加工作时,记得父亲在我笔记本上的赠言是“生活上向下比,工作上向上比”,这是颇具辩证思维的幸福哲理,我深以为然。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