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在脸上的馒头花

开在脸上的馒头花 作者：韦国 大伯离开我们快40年了。 40年，可以让江河变成平原，可以让种子变成老树，也可以让无邪的少年步入成熟的壮年。 然而，大伯对我的关爱与呵护，点点滴滴，汇成涓涓细流，一直流淌在我心中的小溪里，永远那么鲜活，让我永生难忘。 大伯家门前有一棵毛桃树，粗壮的树干不超过半米高，树枝向四周伸展得很开。 那时候大伯家、小叔家和我家小辈姐弟近10人，大的十来岁，小的一、二岁，这棵毛桃树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玩具。 那矮矮壮壮的树干、粗大的枝丫被磨得滑溜溜的，褐色的树皮似老家俱的表面一样。 最令人喜悦的是夏天，树上的毛桃渐渐成熟。原先碧绿的桃子慢慢变红，尤其那些面朝太阳的，一天天红色越来越深，直至完全红透。有些桃子的表面还点缀着些黑色斑点，象人脸上的雀斑。 毛桃熟了，非常好吃，甜里面透着酸，酸里面裹着甜。洗净后，我们用手从中间掰开，去掉核子，一手拿着一片。往往先把红透了的桃肉欣赏一番，再用舌头轻轻舔一舔，然后慢慢咬着吃。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大伯会将我们抱上桃树，扶着我们在树枝上快乐地挪来挪去。我们长大一些后，大伯就在一边看着我们爬树，需要时帮我们一把。再以后，大伯往往叮嘱一句“小心点儿！”让我们自由自在地上上下下。 也许因为大伯家生了两个女儿，他对我们男孩子特别宠，有时候甚至有点儿放任。 无论我们在毛桃树上怎么玩耍，也无论把树枝折成怎样，甚至因为沿着某根树枝爬得太远而将整根树枝折断，大伯都不会骂我们，更不用说打了。 那时候，大伯家的这棵毛桃树，就是我们快乐的天堂！ 大伯家比较爱种花，品种也不算很多，但在我的记忆中属于当地的种花“大户”了。 有一种花，在乡村比较多见，我们那儿叫作“馒头花”。后来知道它的学名叫“蜀葵”。这花的花盘儿大，花瓣多而丰满，像只大大的馒头，非常好看，花期也特别长。 大伯家厨房的西墙根，很多年一直种着一丛丛馒头花，花杆最高的高过屋檐。 五月底，馒头花逐渐开放。尽管那时年龄小，我们对于最初仅开的几朵也懂得爱惜，只围着看，不动手。及至大批的花朵顺着细长的杆儿开得密密匝匝，我们就按捺不住了。 挑盘儿最大的花朵摘下来，采下一片片花瓣，从嫩白的底端对半剥开，一片一片地往额头上贴、往鼻尖上贴、往两腮上贴……直到贴满整张脸，像只美丽的公鸡，四下乱窜，并“喔喔喔”、“喔喔喔” 地叫个不停。 长在高处的花朵，我们个头矮、够不着，大伯会过来为我们摘。他总要挑最大、最美的摘给我们！ 当我们满脸花瓣、公鸡似地四处叫唤时，大伯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我们。 每年整整一个长长的花季，大伯家的馒头花，几乎都开在我们的脸上。 我家连续三个男孩，我是中间的，又长得虎头虎脑，大伯对我更是宠爱有加，有意无意间把我当作亲儿子看待。 每次看见我，大伯都要把我喊过去，久久地抚摸着我的头，叮嘱我要乖巧听话。有时候，会让我唱歌给他听，《红星照我去战斗》、《春苗出土迎朝阳》、《社员都是向阳花》等等，不管唱成什么样，大伯的掌声总是特别响亮。 在我6、7岁时，大伯时常送新袜子、新帽子之类给我穿戴。上学后，给我买新书包和文具盒。 一天下午放学后，大伯突然通知我，让我和二姐（堂姐）一起到裁缝家去量衣服尺寸。 待裁缝打开布料，得知是我们两个孩子做衣服时，吃惊得张大了嘴巴，反复询问家里大人是怎么交代的，是不是我二姐搞错了。原来，那厚实、挺刮的布料名字叫做“的卡”，又叫“的确良卡其”，在我们当地，尚没有一个孩子来做这么好料子的衣服。 后来，一个穿着一身藏青的卡衣服的少年，从村小（村办小学）乘船去乡里参加了全乡学科竞赛，并一举夺得好名次。大红奖状拿回来时，父亲把它挂在大屋特别显眼的横梁上。 在我10岁那年，大伯得了重病，喉咙渐渐难以顺畅地咽下东西。父亲陪他去上海大医院检查，结论是食道癌。 听父亲说，在上海医院里得知自己患上绝症时，大伯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爷爷奶奶去世得早，大伯是家中长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无论吃的、穿的还是用的，大伯时时处处为五个弟弟妹妹及孩子们着想，千方百计照顾好一大家子。可是，不久将离开亲人，大伯怎么割舍得了！怎能放心得下！ 那年大伯才42岁。 按照医生的要求，大伯吃了很多药，特别是中药。有时我也帮着大妈和姐姐们用那种专用瓦罐煎煮中药。煎好后把药汁倒出来，再很虔诚地把药渣倒在有行人经过的路中央。当地有习俗说，踩药渣的行人越多，这药就越灵。 当时还有一个偏方，是用蛤蟆蒸汁水喝。那年夏天的很多个夜晚，我和哥哥、弟弟一起，举着手电筒在田地里、在墙根下、在小河边等各个地方，到处找蛤蟆。本来胆子不大的我们一下子变得那么勇敢，不怕天黑，不怕蚊虫、不怕毒蛇……似乎什么都不怕了。 大伯的身体还是越来越差了。他常常倚在门边看我们玩耍，仍不时叮嘱我们注意安全。 毛桃树依旧结满毛桃，可大伯已经没有力气来扶我们爬树；馒头花仍然开得很旺，大伯看我们往脸上贴花瓣时，笑着笑着眼泪就落了下来…… 就在那一年，在一个我还睡眼惺松的早晨，大伯永远离开了我们。